——访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微博 专栏)

　　■时报访问■本报记者周子勋

　　个税改革向社会征求意见阶段已结束。据悉，意见主要集中三个方面：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即起征点？该不该进一步提高，税率结构是否应该进一步调整，以及个税能否承担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责。

　　在当下税负较重的情况下，个税改革被视为是进行结构性减税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由于中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6．6％，中国人的税负主要是由间接税构成，也就是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土地税、资源税等。所以，中国要减轻税负，应该从哪里开始？个税本身又如何改革？这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近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就个税免征额调整而言，主要是完善税收机制，应建立每年进行动态调整的机制。但个税改革并非只是免征额的问题，它涉及内容很多，需要整体规划。

　　中国经济时报：你如何看待超过23万条的网络意见？

　　华生：客观地说，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跟征求意见的方式和回应的对象是有关系的，中国13亿人，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工薪收入者3亿人，那23万人在这3亿人当中的比例就很低，不到千分之一。事实上，低收入者，比如农民工根本就不上网，他们并没有表达意见，所以这个分量是值得斟酌的。它可能比较集中反映了跟自己关系密切的白领、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这一部分群体，因为此次受惠的就是工薪在4000元到2万元这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应该是我国有话语权的阶层。

　　此外，同样一个方案怎么问，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比如这次财政部测算，个税调整减收1200亿元。如果你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所有工薪收入者平分，一个人400元；另一个是大部分人不给，只给中等收入这些人，这样征求来的意见会怎么样？我估计肯定所有的人都说应该平分，包括那些中等收入的受益者也不好意思说不分。所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就是说你用什么问题去问，得出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问法，大家都说免征额提得还不够。

　　中国经济时报：那您认为什么样的方案比较合理呢？

　　华生：我认为，免征额调整本来不是件大事，国际上都有惯例，就是动态挂钩，这是一劳永逸的方案。你不能过几年就来炒作这个事情，这是不对的。你看其他国家谁为这个事情花时间了，没有。人家动态微调，每年微调。比如英国，每年公布财政预算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公布今年的免征额变成多少了，比如去年3500，今年变成3800，这是一个很普通很正常的事情。没有像中国这样说免征额到底几千合适，这是有点荒唐的事情。要知道美国是多少呀？美国的人均收入是我们的10倍，但是免征额才折合人民币4000元出头。所以这个免征额从一开始提出问题的方式就有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财政部曾表示，上调免征额是对所有人的减税。对此，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华生：如果上调免征额的目的是为了减税，那么，第一，减税的量是多少？第二，减给谁？不可否认，现在调节收入差距，要么降低总体负担，要么调节收入差距。而调节收入差距，要么是抑高，要么是提低。可如今，上调免征额受益的是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根本就没动，而高收入者基本上是抵消了。因此单纯上调免征额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减税的钱是全体劳动者交来的税，你把全体人交来的税只给一部分人，低收入者就受到了损害，这就造成了人的心理不平衡。人最重要的是相对收入感，你看现在谁的收入比30年前低啊，都提高了，为什么不满意？不满意是相对收入差距。所以我觉得，个税调整就是要把目的搞清楚。

　　一般来说，税制改革的目的有以下几个：一是减轻税收负担，二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三是为了使得税收结构合理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税就不是减税的重点。因为我们的个税占的比例最低，只占6％。而其他国家的个税比重都比较高，占30％—40％。如果我们要使得税收结构合理化，那主要是应该减商品税、增值税这一类的。可见一味提高免征额，上面三个目标都达不到。

　　除了以上三种，另一目标就是要完善税收机制，就是说将原来行政性几年调一次的办法，改变成动态科学的办法，建立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

　　显然，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看，都没靠上。所以一味去炒作免征额提高并不符合税制改革的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我国税制存在哪些问题呢？

　　华生：我认为，主要有两大方面的问题：第一，总税负偏高，主要是非税收入高。如果是要减总税负，那么我们要分析我们的总税负高在哪？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财政。我国财政收入总共才8万多亿，其中税收才7万多亿，而税外收入仅土地财政就2．7万亿，还有各种政府的收费，这些都占很大比例。在税收当中是商品类税占的比重太大，占到80％－90％，人家一般都在30％－40％。除了这个，宏观税负里面还包括社保，我们的社保缴费比重也在世界前列，特别是住房公积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这个。其实，没房子的人才搞住房公积金，有房子的人根本不搞这个，而且大量的外地人缴纳了这个税收之后，买不了房根本用不了，而且这个税率太高，达12％，个人、企业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如果要减宏观税负的话，先减不规范的非税收入。但是我们应该有顶层设计。现在大家不满意的就是房价太高，房价高跟土地出让金的关系很大。所以我说中国房地产几大怪中就有政府改行把地卖。实际上，清理宏观税负的核心就是要清理非税收收入，也就是说，必须从大头开始，即土地财政收入和社保缴费的比重。

　　第二，在个税当中偏重于工薪，而放过了资本和财产收入，以及隐性收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现在倒房子，基本上不交什么所得税。名义上是按照个人所得的20％收，这个本身就已经很低了，因为工薪是累进到45％，这20％其实也没交，说找不到购买发票，可按照交易额的1％征收，这个就降的太多了。而1％以后，还有大量的搞阴阳合同，全是假合同，明明是200万元成交的写成40万元成交，这样1％又没了。你这么搞下去，那当然所有的人都去炒房子了。在全国人大征求意见的时候，我当场就问有关部门，这个阴阳合同全国满天飞，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就不知道吗？你们为什么就没措施，整天就只盯人家工薪的税呢？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个税改革过程中到底存在什么分歧？

　　华生：从学界来说，如果说要清理非税收入，增加资本和财产税收入，以及加强对隐性收入的控制，这些大家是没有分歧的。是不是要搞单一税制，就是说是搞单一的低税率以提高大家的纳税积极性，还是搞累进税率，这算一个分歧，不过我国主张取消累进税率的人很少。而至于所谓起征点的分歧，实际上完全是钻牛角尖的问题。

　　表面上看，分歧并不是很大，但如果再深入一步，分歧就大了。就如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所指出，大家都说不能老征工薪税，因此应该对财产资本征税。可一旦开始征了，矛盾就大了。比如对股票征税，打击的是中产阶级，穷人没啥钱去炒股票；再如对房子征税，大家又不干了，中产阶级说我们的财产主要就是房子，你还要来征税；还有就是遗产和赠与税，中国也是没有的，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个传统，东西都要留给孩子，留给孩子的也要征税，大家都反对。由此可以看出，收入改革与税制改革实际上是很深刻的，就是喊空口号的时候，大家都没意见，真正要落实的时候，问题都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