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经济学人》封面文章认为，现今银行经营绝非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自然选择。在其他因素影响下，银行业数十年来重复着”非适者生存”的规律。华尔街和伦敦城之所以能够在如此严峻的金融海啸中生存下来，主要得益于政府支持。不过，现在是给他们断奶的时候了。

　　发达国家在历经20年的扩张和放松管制，以及前所未有的最大金融牛市后，各国众多银行处于危险的资本金不足的局面。政府被迫纷纷介入，向银行提供资本金、贷款和担保。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提供的资助占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GDP的六分之一。

　　美国经济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萎缩了25%，失业率上升至惊人的25%。但银行在整个萧条期受到呵护，政府调用大量公共资金支持银行，这使经济危局影响极大地减小。然而，衰退带来的影响仍极度痛苦，它必然引发公众对金融业的极度愤怒。

　　金融业新近银行排名掩盖着金融体系本身缺乏深层次的改变。除雷曼兄弟垮台外，尚无其他金融机构破产(在无外部支持下，它们应破产)。正是由于政府的挽救，现今大银行都被冠以适用"非适者生存"的规律。

　　的确，进一步看，金融企业规模实际上从未缩得更小。以企业现持有的资产结构，并可能使它们面临最大经营亏损的统计看，它们在总体上面临着更高风险。它们当今的总资产负债仍比2005年中期水平高出40%。而再次向高管人员发放高额奖金的愚蠢决定，让所有这些问题被扩大至令公众愤怒不已。

　　向高管派发奖金只是问题的现象，而非问题的本质。这些高管的确给金融体系造成了损害。在雷曼兄弟公司倒台前1年，它共向高管和员工派发了51亿美元的奖金，约等于公司垮台前核心资本金的三分之一。无独有偶，摩根斯坦利在上一季度经营几乎亏损情形下，仍承诺大笔派发奖金。此行为在其他行业中必定会给股东带来巨大风险。然而，金融业的风险是要所有人承担的风险，因银行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纳税人的支持。

　　这种支持的规模巨大。它们仅从央行获得贷款和政府对银行债务的担保，总计高达2.7万亿美元。作为一个几乎是无限接受廉价公共资金的私人行业，金融业自然也就有了尽可能扩大规模的冲动。只有改变这套古怪体系背后的一些假设，包括薪酬和陈腐行业文化在内的东西也才会随之发生变化。

　　取消政府明显和直接的承诺相对简单。然而，未来银行出问题还会获得政府挽救的假设仍在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这是问题的核心。两个措施有可能解决此问题：即更谨慎地监管银行，让其更安全地经营，以及努力减少对银行的担保暗示。

　　经济活动中的兴衰不会消失，因此凸显了银行所依赖的吸收亏损的资本金的重要性。巴塞尔协议缔约各国的监管者正在寻求提高核心资本率，并改善银行核心资本质地。监管者应提高监管能力，要协调各方努力来降低政府会继续挽救银行的暗示。

　　另一可供选择的办法是订立生预嘱(living wills)。它可迫使银行为自己的破产做好准备，它也应能让保护存款人利益，制约贷款者，而不是纳税人更加容易。要强迫银行以一部份混合次级债务方式融资(从未出现过政府担保)。其融资成本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对银行经营风险更加敏感。

　　另外，人们还应明白的是，银行业并非是一个纯粹自然选择的行业。随着直接明显或隐含形式的担保被撤除，而不是增加越来越多监管制度，银行自律的希望会逐渐增加。它们应完全承担自己经营的成果，让那些疲弱而又胆大的银行在重压下被迫收缩经营，让它们以自己的实力，而不是纳税人的慷慨来决定生存。(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