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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菲娜
2009年已经过去两个月,从目前来看,全球和中国经济似乎仍在低谷徘徊,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下一步经济将会走向何方?何时复苏?谁先复苏?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应扮演什么角色?在海外从事18年经济学研究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员高志存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以他独特的全球视角对此作出分析和建议。
中国经济时报:从实际表现来看,世界经济目前受损程度比之前各方估计的都要大,虽然各国都相继采取了经济刺激措施,但今年头两个月显示的经济数据似乎都非常不乐观,您如何分析?
高志存:的确如此。我个人认为,对目前国际经济环境的现状和近期未来判断不应过于乐观。今年以来,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跌至1997年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能源、科技板块领跌,下跌范围之广远超出了已成惊弓之鸟的金融股的范畴,接下去还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房地产业走低,价格持续下降,还有18%-20%的下跌空间;金融机构缩紧银根,金融机构的危机也使美国的实体企业被切断融资来源;有效需求明显降低,美国居民消费的大幅度萎缩;实体经济受损也相当严重,汽车业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实体经济的受损程度比此前预计的都要大。这是一次可以和1929-1933年大萧条相比拟的经济衰退。而经济济危机的恶化和扩散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
阻碍美国经济复苏的另一个风险是其他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比预期的更加糟糕,东欧经济面临全面危机,为整个欧洲敲响了警钟;日本SFCG银行申请破产保护,创下今年日本上市公司破产规模的最高记录……各国救市政策尽管阻止了大银行的倒闭,但并没有阻止金融危机蔓延,花旗银行的部分被政府接管就是一例。
所以,现在有人谈复苏,我觉得为时尚早。零星有些局部好转的迹象,但基本面还处在下滑趋势之中,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经济进入衰退期,没有2-3年,或更长的时间是走不出下滑阶段的。因此,从经验上和理论上分析,政府行为都无法取代市场,马上扭转目前衰退局势。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情况是否一致呢?1月份的统计数据似乎都不太乐观,然而很多人都谈到中国是这场危机中全世界的救命稻草,中国的表现会怎么样?
高志存:中国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加入WTO以后最大的一次挑战,这是对中国中央、地方政府,企业、机构和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的最大考验。而且这场考验刚刚开始,2009年或许是判断中国经济耐冲击能力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金融业受损较小,可能会有助于经济提早振兴。但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调整结构,改变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的格局。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情况下,各国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占世界经济总量80%以上的美国、欧洲、日本、新兴工业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逐渐恢复之后独自复苏。也就是说,尽管各国经济的表现有很大的不同,但受危机和衰退影响是共同的。在这个大前提下,要哪个国家走出复兴的独立行情是没有根据的。更大的可能是有一定前后顺序的共同复苏。
在这场危机中,目前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夸大中国作用,认为中国是全世界的救命稻草。因为我们依然保持着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位置和实力,我们的GDP刚刚略高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欧元贬值)人口是我们十五分之一、国土面积是我们三十分之一的德国,占世界GDP 6.4%。国家外汇储备列第一,但美国的民间外汇储备数十倍于我们。我们一亿件T恤衫、几十万工人的一年辛勤劳作,才能买一架空客380。中国的经济实力、国家利益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挽救GDP总值6倍于中国、人均GDP二十几倍于我们的美国经济,更不用说世界了。在这点上,国人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机,中国应该有何作为?
高志存: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做相应、及时、重大的调整。改变中国低级、粗放的经营模式,经济向高级、尖端、精细发展转型。客观地讲,中级产品、技术可能是现实的选择。从根本上调整结构,改变外需拉动型为内需拉动型,改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现状。
对于启动内需短期可首先考虑针对农村中低收入户和城镇低收入户的消费鼓励措施,如增加补贴、提高收入、扩大消费信贷等,对消费产生直接拉动作用;中期来看,应着力提高城镇中等收入居民消费;长期来看,则应改善社会保障、改善国民经济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让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向公众倾斜,用更有效的税收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缩小我国基尼系数,减少和限制不必要的公款消费。
中国必须慎重处理手中的外汇储备,由于美元占了其中的大部分,而美元又有长期贬值的必然性和趋势。
当然,社会安全问题也很重要。我们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工失业返乡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中国的城镇、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失业,解决的难度是极大的。在经济调整过程中,要想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优先解决失业人员的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