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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从不回望山顶
本报记者 何苗
沃伦·巴菲特1930年8月30日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他从小就极具投资意识，1941年，11岁的巴菲特购买了平生第一张股票。1947年，巴菲特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财务和商业管理。两年后，巴菲特考入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熏拜师于著名投资理论学家本杰明·格雷厄姆。1956年，他回到家乡创办“巴菲特有限公司”。1964年，巴菲特的个人财富达到400万美元，而此时他掌管的资金已高达2200万美元。多年来，在《福布斯》一年一度的全球富豪榜上，巴菲特一直稳居前三甲。
用手接住雪花，积少成多，揉成雪球；把雪球放在地上慢慢滚动，推着它滚过草坪，滚出院子，继续向前……这样的游戏，你我小时候都不陌生，而半个多世纪前酷爱玩滚雪球的男孩沃伦·巴菲特，恐怕也未曾料想自己会推着“雪球”一路前行，几乎全部的人生都用来寻找“很湿的雪”——在合适环境中能够不断滚动增长的资金和“很长的坡”——让资金有足够时间变大、变强的企业。
无比专注的基因
作为公认的财富王者，围绕巴菲特的“揭秘”类图书、文章一直层出不穷，他自己倒像个看淡世事的禅者，在一次晚宴上，将成功的决定因素归结为貌不惊人的两个字——“专注”。听到这个答案的人们大概都会有“重重举起轻轻放下”的不过瘾之感，难怪巴菲特的传记作者艾丽斯·施罗德用不乏调侃的口吻写道：“他除了关注商业活动外，几乎对其他一切如艺术、文学、科学、旅行、建筑等全都充耳不闻，所以才能专心致志于渴望占有的东西。”调侃归调侃，在少年巴菲特身上，的确很难分辨出“吸金”和“专注”，究竟哪一个更接近其天赋本能？6岁左右，他的爱好和兴趣就围绕着数字打转，看着1美元，脑袋里想的却是它加起来就会变成10美元。他随时随地都在思考数字，即使在教堂也不例外。通过赞美诗集中赞美歌作曲者们的出生、死亡日期，他逐一计算他们的寿命，以此消磨时间。从中他学会了计算概率，“环视周围，到处都存在可以用概率来计算的事物，关键就在于收集信息，你能够找到多少是多少，尽你所能。”
1942年春天，巴菲特为自己和姐姐多丽丝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3股优先股，共花了114.75美元。那年6月，市场向下击出低点，城市服务公司的优先股股价从38.25美元一股跳水到27美元一股，在上学的路上，多丽丝每天都提醒弟弟，他的股票正在下跌。巴菲特说，当时他觉得压力大得可怕，因此在股票回升时，他选择以40美元一股的价格卖出，赚5美元了结。不过，城市服务公司的股价很快就高涨到202美元一股，这让巴菲特领悟到一生都受益无穷的三个教训：第一，不要过分关注股票的买入成本；第二，不要不动大脑地急于抓住蝇头小利；第三，不要轻易对其他任何人的资金负责。
看，“专注”在表面上也许是个没有多少智慧色彩的词语，即便跟同样“不聪明”的“勤奋”一词相比，它也似乎略逊行动力。但纵观巴菲特的投资经历，不难发现“专注”在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下的可贵：它不但是一种保持理性、排除干扰的控制力，更是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魄力，一门减少枝蔓、宛如修炼的艺术。
华尔街之王大
多数渴望积累财富的人都会想象：等我有了100万元，我就要用这笔钱买房产、名车，抑或高额保险、环球旅行……巴菲特的起点并不比大多数人要高。将他引入财富大门的，不是日后令他奉若神明的格雷厄姆研究班课程，而是一本名为《赚1000美元的100招》的通俗小册子。然而，他对“如何支配金钱”的心态却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超脱：“钱可以让我独立。然后，我就可以用我的一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工作。我不想别人主导我，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巴菲特的大学时代，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把努力在大公司里向上爬看做成功的必由之路。在艾森豪威尔领导的战后及大萧条后期的美国，安稳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人都相信，从政府到大企业，这些公司和机构在本质上都是乐善好施的。在庞大的蜂房里找到一间巢室并尽快适应它，这是人们普遍选择的道路。
但巴菲特不愿步人后尘。尽管在跟室友相处、跟异性约会等很多琐事上都笨拙得像头大象，但只要一谈起“股票”，他便底气十足，最终选择毕业后做一名投资顾问。汇合众人的资金，风风火火地往返奔忙于纽约和家乡之间，背痛和精神紧张几乎要将他击垮。但其名字很快像病毒一样在投资者当中传播开来：“和沃伦·巴菲特一起投资会让你变富有！”从前是他请别人帮忙，而现在是别人恳求他帮忙；人们对他赚钱能力的信赖竟飞速发展为相当程度的倚赖：如果有人决定要从合伙公司把钱拿走，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亏欠了巴菲特。
11个合伙公司、超过100个投资者、接近400万美元的资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菲特仍一力承担事无巨细的工作：从打字、记账到申报税收、储蓄本息，只是在想起来的时候才到咖啡馆胡乱打发一顿饭。
1962年1月1日，巴菲特把所有的合伙公司放进了一个单个的实体——巴菲特有限责任合伙公司(BuffettPartnership，Ltd.，简称BPL)。当时该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为46%，而道指同期只有22%。仅6年，他的合伙公司的规模就超过了恩师、也是老一辈华尔街投资圣手格雷厄姆，且在转瞬即至的低迷期毫发未损。
以后的故事众所周知：在47岁时，沃伦已实现了他的一切梦想，他的身价高达7200万美元，而他所经营的公司市价已达到1.35亿美元；他是3家公司的CEO，成功买进和卖出了许多公司的股票，而多数人可能一生也说不出这些公司的名字来；他最初的合伙人大都成了超级富翁……
如果说，青年巴菲特关于“支配金钱”的一番言论多少还带点儿理想主义色彩，那么重重光环加身后，世人更清楚地看到，“挣钱”是最令他激动和兴奋的事——而不是金钱本身；“挣钱”和“痴迷于钱财”，在别人身上或许难以区分，但在巴菲特创造的惊人平台上竟然泾渭分明：他想做的就是继续“挣钱”，而不是“痴迷于钱财”。
财富是时代的票根
作为全球名列前茅的慈善家，巴菲特掌管的慈善基金远比其名字拗口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要名声响亮，然而他却从未建立过什么巴菲特基金会、巴菲特医院、巴菲特音乐厅，更没有一个大学的奖学金或一座大楼冠以他的名字。他不曾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任何项目，亦从未对资金用途辅以个人意向。
不通过慈善谋求个人表现，这或许是巴菲特阅尽世事后，油然而生的一种内心确信。早年巴菲特曾以“抠门”闻名，对自己、对亲人莫不如此，就更别提对外人了。彼时有评论说，巴菲特性格中有一些非常美国的东西：乐观但又无情，俭朴但并非看上去那样卑微。在妻子苏珊去世后，他显然扬弃了这个评价的前半句，而开始探索后半句在实践中的可能性。他说，衡量成功的标准是真正爱你的人的数目。不过，在对子女和慈善慷慨有加的同时，他对自己依然抠门，穿的总是几十年前的旧毛衣。
慈善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对此，巴菲特有过不断受挫又不断调整方向的切身经历，也抱有十分个性化的看法。早年他做慈善的主要方向是防止核扩散，“核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最终都要面临这个问题。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它在一年内发生的几率是10%，那么在未来50内它发生的几率将高达99.5%，几乎接近100%。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调低，也就是说把一年内出现核战争的几率降到3%，那么在未来50年，比例将下降到40%。这是一件值得去尝试的事情，它可能会使这个世界变得完全不同”！后来由于核问题解决乏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巴菲特将慈善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人口控制上，“人类不仅应该继承谦恭温顺的性格，更应该继承地球”。不过，“即便是人口过剩，我也不会剥夺女性生产的权利，即便这个星球只有两个人，我也不会剥夺其选择的权利。世界人口总数和新生儿数量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我有7个孩子，我也不会把孩子的数量和人口过剩的问题扯在一起！”钱就是一把票根，应该投放到社会中去——特别在当下，“我们的资金可以有助于60亿比我们贫穷的人们。”年近八旬的巴菲特如是说。
随着年事渐高，他似乎也正在破除一些秉持已久的偏执，比如绝对的专注。“不仅仅是赚钱方面，在认识世界、结交朋友的时候同样需要‘滚雪球’。我们一生中要面临诸多选择，要争取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其实就是让自己的雪球在雪地上越滚越大，最好是一边前进一边选择积雪皑皑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回到山顶重新开始滚雪球，生活正是如此。”
他从不回望山顶，因为已走得够远，也因为看到了世界仍无限宽广。
(相关资料源自中信出版社《滚雪球——巴菲特的财富人生》)(13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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