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每次面对挑战，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和西欧经济总体上还是在靠信贷消费拉动着增长，再加上以前中国商品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很低、出口空间还非常广阔，中国都能靠增加投资、加速工业化、依赖出口让经济走出困境，走出挑战。但这次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比30年中的任何一年都严重，这次得靠内需来解围了。

　　正如上面谈到的，从长远看，中国必须加快金融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否则，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但这又会碰到一种障碍，因为中国对金融创新、金融业务监管得太严，不经批准，任何金融交易都是违法的，而且美国次贷危机被认为是支持了中国对金融市场的超度监管。

　　我认为，一定的金融监管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

　　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允许。我们知道，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是对已经熟悉的事情而作为的。而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是创造出崭新的东西，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

　　中国要成为创新性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式的监管，并不能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好像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去学游泳，他当然不用担心被水呛住，但也不可能学会游泳，等他下次掉进水里，他就会淹死。

　　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不奇怪。因为必须通过出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从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引发问题后，美国对证券、投行的管制肯定要比以前严格。现在许多投行需要联邦政府和美联储提供保护，以后美联储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就会建立起防范、监管的制度，来避免危机的发生。

　　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但实际上这个代价已经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之一即是国内消费的难以增长，其代价是使中国经济必须靠出口拉动。为了经济模式的转型，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学。

　　从短期看，为了应对这次危机，中国应该用退税、减税以及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仅仅使用货币政策还不够，必须给企业减税，并给中低收入家庭退税。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或家庭，包括农村人口，政府可以考虑给他们人均退税、补贴1000元，以这种方式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并刺激国内消费。

　　这次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是一次很大的举措，用意良好。只是在花费结构上，还是继续了过去政府投资只偏重基础设施、工业项目的习惯，难改惯性。问题在于，现在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基础设施也具备规模，再靠增加投资来拉动增长已经效率太低，会有太多浪费。更何况这次的问题是全球消费需求严重下滑、国内民间需求也快速下滑，建更多的铁路、公路，要往哪里运货、给谁运货？

　　现在应该通过免税、财政退税、减税，把钱留给民间社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去花，以此带动民间消费的增长，既刺激经济，又推动经济模式向内需转型。

　　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加速把土地还给农民，并允许土地的自由流转和抵押，以此给农民以资产性财富，增加农村的消费和民间投资需求。同时，将剩下的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方式进行民有化，让“全民所有制”下的企业产权所有者具体落实到13亿中国老百姓个人的身份上，明确中国老百姓直接作为财产产权所有者的身份，为增加个人财产性收入奠定产权基础。有了这些基本性改革，民间消费的增长就有了关键的产权基础，能带动中国经济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本文系根据陈志武在北京大学“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与中国经济”战略论坛的发言整理而成，未经本人核定)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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