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立伟

　　专访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

　　编者按：

　　当前中国经济遭遇困难，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外部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出口导向型明显的地区遭受寒流，如珠三角和浙江等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正处在转型期初期，如果中国经济早已转型成功依靠内需拉动，那就完全可以抵御外部的侵袭。

　　但是，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初期，又碰上“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因此，转型战略进退两难：继续推进转型，则会与全球周期性经济衰退构成中国经济的双重压力，可能造成大量失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转型半途而废，则中国经济就失去未来可持续增长的空间，只换回暂时的稳定，同时也失去了难得一遇的转型机遇，因为只有外部的压力才能真正推动转型。

　　广东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明显的经济大省，已经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是中国最早遭遇转型压力的地区。这个经济体已经承受了外部市场急速萎缩的打击，在上述两难抉择中，广东可能面临的风险在于：会失去一次难得的转型机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机会在于企业“大扫除”、“大洗牌”中，实现区域发展模式的转型。

　　在广东何去何从的争论之中，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对广东省进行了详实的调研，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

　　改革需要形成共识

　　《21世纪》：经过实地的调研，您如何理解和看待广东的转型？

　　胡鞍钢：从经济角度和各国实践来看，根据要素禀赋，产业的转型与升级的发展逻辑一般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逐步递进，比较系数都显示了这一点，虽然不同国家国情会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劳动力比较系数先上升后下降，资本、矿产、技术等要素都有这个现象，所有经济体都面临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后，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的问题。

　　广东在改革开放30年后，要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持续推进，否则就无法抵消成本的上升压力。现在，广东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产业如何升级，另外就是相当多的产业需要转移(比如纺织、玩具)，要么向海外转移(如越南)，要么向内陆省份转移，产业升级与转移同时进行。

　　珠三角的成功之处在于，国内外的竞争压力迫使其不断转移和升级，此次外部冲击加剧了压力。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也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加快了转移步伐，那次危机对中国影响较小，这一次影响很大。

　　《21世纪》：广东转型的困难和阻力在哪里？

　　胡鞍钢：实际上广东的几任领导人都提出过转型，但是人们都是有惰性的，也有利益集团阻碍，转型推进不够及时和坚决，因此，在此次危机面前才会遭受挫折。

　　广东目前存在一个规模很大的食利阶层，他们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财富是靠创新创造的，这些依靠租金食利的阶层是财富的转移主体，而不是创造主体。他们增加了广东改革的成本和难度，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比如有些市，各个区都有自己的工业园、开发区等等，各干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