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为谁作证

　　本报记者 高凡 综合报道

　　在一周的中国之旅后，不知是否本已计划好的，还是中国之行改变了其决定，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3月28日宣布第四次推迟他们的人民币汇率提案，由原定的3月31日推迟到9月29日，而那时，正是美国国会改选的最后期限。

　　当然，中美贸易争议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就在舒默提案被宣布推迟的第二天，3月29日，一份被认为是舒默提案备选的新法案，在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

　　这份由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和议员马克斯·鲍克斯起草的提案，要求美国财政部确定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货币是否存在损害了美国经济利益的根本性问题。

　　他们是谁？

　　参加3月29日听证会的有8人，来自美中经济的各个领域：第一组是3位政府部门官员；第二组来自代表企业的美中商会、农产品商、投行、知识产权争议较多的唱片公司和学者。

　　三位政府部门官员分别是：美商务部负责国际商务贸易的副部长雷文凯、美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亚当斯、美国贸易副代表卡兰·巴蒂亚。他们都刚刚结束中国之旅。

　　来自投行的高盛(国际)副董事长罗伯特·赫麦茨的听证报告充满数据和图表。

　　赫麦茨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听证会是在1971年，那时他是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当时讨论的是尼克松访华前对华经济的开放。“当时，就在这里，这被视为重要的一步，充满争议。”

　　高盛最近在中国最大的项目就是高盛联手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入股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工行。

　　佛莱特·伯克斯坦作为学者代表，自美国政府智囊机构国际经济研究所1981年成立以来，一直是该机构的主任。他以前曾担任美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秘书，美国安全理事会前国际经济事务助理。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着约250家美国在华以及和中国做生意的公司。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弗里斯比说，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出口到中国，还是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就在今年2月，美国再次掀起贸易失衡论时，美中商会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正进一步迈向市场经济，大部分在华美国企业是盈利的。

　　美国大豆协会副主席加里·乔希姆的发言最为简短，只有3页。乔希姆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大豆和玉米的农民。乔希姆强调中国市场对美国2万5000个种植大豆的农民的重要性，中国已经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

　　美国唱片行业协会高级副主席约瑟夫·巴布维齐则代表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业。

　　美中贸易逆差出自哪里？

　　中美的贸易逆差是引起争议的要点。是中国引起了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吗？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利益，也带来了挑战。”弗兰克林·拉文说，“在美国，对中国产品引发不公平竞争的焦点是因为倾销、政府补贴和中国的汇率。”

　　“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是全球失衡的主要构成。”美国财政部的亚当斯认为。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增长不是中国政策使然，主要是美国全球贸易赤字的增长，和在亚洲贸易投资模式的改变。

　　“在过去10年中，东亚在中国投资增多，紧跟着就是他们的生产转移至中国，因此，他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转移到了中国。” 弗里斯比说。

　　“美国经济可能有贸易逆差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这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弗里斯比说。

　　“不要夸大中国的影响。”赫麦茨更是认为，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只是美国GDP的2%。

　　美国已经在十来年前就失去制造业工作，那时中美贸易增加还未开始。中国贸易给就业带来的影响，与国内技术改革和国内经济变迁带来的影响相比是比较小的。

　　而美国大豆协会更关心的是，一旦对中国的货物征收更高的关税，可能会引发中国对美国产品的报复，从而影响他们的大豆出口。

　　因此，他们希望能确信，在正在进行中的WTO市场准入谈判中，中国是个完全的参与者，采取完全的市场准入。乔希姆认为，这才是目前中美贸易失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相信，与中国贸易的顺利进展部分原因是通过加强自由平衡的贸易带给双方的利益来解决争议，而不是通过公开的谴责。” 乔希姆说。

　　人民币被低估被视为中美贸易逆差的元凶，因此，人民币升值一直成为焦点。

　　为了消除全球贸易失衡，亚当斯重申了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去年秋天访华时提出的三点：采用市场化的灵活的人民币利率；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向基于消费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中国金融业。

　　鼓励中国更快地走向基于市场的灵活的汇率成为美国财政部的首要选择，更灵活的

　　不过，美国财政部强调，这个问题现在不是“是否”，而是“多快”的问题了。

　　而赫麦茨则引述了前美联储主席在去年6月出席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时的表示，一些人错误地相信中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大幅度上升将会大大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并增加就业。他还不知道有哪些可靠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结论。

　　因此，他更倾向于美国财政部的方案，加强国内消费，减少在出口导向型领域的投资。“中国金融改革也将有助于减少失衡问题。改善

　　他也倾向于美国贸易副代表卡兰·巴蒂亚的建议，从双边对话走向多边，中国更大程度放开服务行业，也解决了美国唱片行业协会高级副主席巴布维齐提出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

　　中国汇率政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了。中美商会的会员并不认为，汇率问题是影响他们在华经营竞争力的主要问题。“即使人民币升值25%，也只是减少20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逆差。”

　　所以，弗里斯比认为，最好的途径是施加更大的市场影响力，更广泛的金融改革，最终能在适当的时候解除资本控制。

　　而伯克斯坦认为，人民币的升值是减少失衡的基本手段。人民币和亚洲货币升值20%，美国经常项目将每年减少600亿-800亿美元。

　　美国如何应对逆差？

　　尽管舒格提案策略性地延迟表决，这被伯克斯坦视作为下下策。“如果以上四种方案都不奏效，国会就应该通过舒格提案，对中国进口产品征附加税。”

　　伯克斯坦提到的前四种选择是，如果在美国财政部发表半年货币报告前，人民币不升值10%，中国应该被列为“货币操纵国”；政府应该告知G-7国和国际货币组织，寻求广泛的多国力量；政府通知中国，如果不修正人民币汇率，将不反对格拉斯利和鲍克斯法案立法，封锁中国在IFM的配额，撤回其非市场经济地位也是不可能的；国会推进格拉斯利和鲍克斯法案。

　　“美国需要削减它的全球正常项目赤字至它的GDP的3%，中国则应该消除其全球经常项目盈余，停止累计外汇储备。”伯克斯坦说。

　　三位政府官员都倾向于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美国财政部相信，最有效的途径是与中国的相关部门合作，他们不同意国会向中国产品关闭市场的做法，而是希望取得双赢的结果。

　　“中国政府应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承担国际贸易义务。美国企业、工人和农民应能与世界上任何人竞争。”拉文。

　　与中国政府打了30多年交道的赫麦茨以一位“中国通”传递着他的经验：要求中国“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这样的语调不可能产生结果。“坦陈美国的利益和目的，避免公开的谴责。”

　　而他认为，目前影响中美经济的问题包括：能源，这个问题代表着主要的地理政治和地理经济的挑战，除非美国和中国能源合作同意达成框架协议，否则一系列的互相冲突不可避免。

　　其次是经常项目失衡。他同意人民币汇率渐进地改革，“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都是基于渐进主义。”

　　如果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消除了，如果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的缺口不改变，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将依旧存在。中国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也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