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连锁反应

　　文/梁 红

　　今年春节以来，农民工供不应求再次成为国内外媒体报道的热点。如同过去两年一样，供不应求的还是那些低工资、缺乏技术的农民工，而这类劳动力的供给以前一直是被认为是无限的。

　　中国真的失去了“人口红利”吗？从人口增长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最早也应当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况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减缓劳动力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一些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紧张，引起工资报酬的上涨。这种压力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存在，也会对中国和世界市场带来深刻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领域。在过去3年里，中国10%的GDP增长和16%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都对就业起到了拉动作用。工人工资的上升和熟练技术工人的短缺在2002年初就已经显现，并在2004年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同时，自入世以来，中国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扩大出口市场，从而对于低端制造业工人的需求逐渐扩大。遍布制鞋厂和纺织厂等低端出口商品的珠江三角洲在2004年首先出现了“

　　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农民工的机会成本上升。中国农民工面临的机会成本是农业生产带来的收入。也就是说，制造业的最低工资是由农业收入的相对水平决定的。官方数据显示，2004年农村人均净收入增长了12%，2005年增长了11%，而在2001-2003年间平均只增长5%。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种粮补贴和农业税减免都有力推动了农民纯收入加速增长。

　　第二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中国还有多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一种说法是农村还有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另一种说法认为大多数的农村适龄人口都已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而留下来的都是“三八六一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人口分析表明，由于1978年以来中国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已经越过了顶峰。而且，15-24岁的年轻劳动者增长率已经处在零到负值的区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下降。

　　第三，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年轻劳动者期望值的上升。中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正在迅速提高，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按照经合组织的经济预测，到2006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1年，而那些即将退出这个市场的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年。因此，尽管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应很庞大，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劳动者的供应已经开始减少。

　　劳动力需求的提高，非熟练劳动力供应量的缩减，和不断上升的收入期望都加大了增加农民工工资的压力。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的这些变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会持续存在下去。为了应对招工中的困难，很多雇主求助于提高非工资形式的福利，以及改进工作条件。虽然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很有限，季度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收入在2005年前三个季度增长了17%。

　　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和薪酬的这些变化在短期和中长期都将会对中国和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中国低端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有助于消费需求的启动。对于政府来说，农民工打工汇款增加而带来的农村收入提高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它应该会推动长期落后于城市的农村的消费。农村消费品零售和住户支出数据显示农村食品和生活用品的需求上升的势头十分明显。

　　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来说，工资水平的提高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也有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加大对通货膨胀压力方面。政府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很可能会使农业收入不断提高，而低端制造业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在需求方面，除非

　　作为很多制造商品全球价格的设定者，中国的工资和通货膨胀水平变化对世界经济有巨大的影响。工资水平和其他相关价格(如电价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很可能带来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此外，央行如果延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调整也可能增加全球范围的通胀压力。

　　从中长期看，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会引发产业链继续向更廉价生产基地的转移。有趣的是沿海地区不断上升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已经使得很多企业转向内陆城市。随着当地政府改善交通状况，创造良好的商务环境，二线城市已经从国内国外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事实上，资本从富裕的浙江省流出已经引发了国内关于外包挑战的争论。

　　和其他亚洲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问题一点也不新鲜：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增加，企业被“逼”产品升级。在严峻的市场条件和上升的工资水平影响下，短期内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降低商务成本，以发挥比较优势。这更需要政府加快体制改革，特别是金融领域和国有企业改革，减少因为政策、体制扭曲而带来的“交易成本”。

　　[作者系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