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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跃生
不久前的两会期间，关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一些代表委员提出，“外资并购要有底线”。这种说法本身没什么问题，而且还是相对委婉的，它体现了参政议政者们的智慧。不过，尽管提法委婉，其意旨则是要注重外资并购的两重作用，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建议，既来自于相对超脱的民主党派代表委员，也来
自主管国家经济的高层机构(如国家统计局)。从更广泛一点的意义上理解，外资并购不过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一种形式(而且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注重外资并购的两面性，实际上就是要注重FDI对经济作用的两重性。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倒真值得讨论一番。因为，虽然这一问题的争议早已有之，也非中国独有，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它的议论和研究却历久不衰，并且也颇多新见。
关于外资流入对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得到确认，著名的“两缺口模式”就是对外资作用的理论阐释。不过，发展经济学强调外资的积极作用时并未特别区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譬如借外债)，而是强调，只要资金流入能够弥补资本形成上的缺口，就可以把发展中国家从资本短缺的恶性循环导入良性循环。但是，后来东南亚和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过度举债一再引发的债务危机让人们对外债的作用心存犹疑，甚至避之犹恐不及，也就有了“外债警戒线”之类的说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政策上转而以利用FDI为主，对外债等间接投资流入态度谨慎。顺便说一句，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从热门理论后来变得声名不佳少人问津，在外资作用上的理论失误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FDI之所以被认为是更合理、更有效的利用外资形式，主要理由在于，FDI被认为是更稳定的资本流入形式。因为FDI所对应的更多是物质资本，包括厂房设备、基础设施、商业网络以及人力资源，一旦进入就具有相当稳定性，不会像金融资本那样频繁流入流出。同时，FDI也是可持续的资本流入形式。FDI的生产性决定必须持续不断地追加投资，从而有利于形成持续资本流入，改善国际收支，却不会产生债务负担。此外，吸引资本流入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FDI同样要承受相关损失，客观上起到分担损失的作用，这有利于避免和化解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对FDI的上述认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政策都转而积极利用直接投资，限制间接投资。可以清楚证明这种变化的是，FDI占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9%上升到2000年的67%。
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在利用FDI上成绩卓著、在资本流入方面比较健康的国家也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或者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例如东亚危机中的马来西亚，而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又与FDI密切相联。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的作用与影响，形成了一套新的见解。
这些关于FDI作用的新见解，直接对前述关于FDI积极作用的观点提出质疑。比如，他们认为，FDI进入东道国后并不一定就是稳定的、被套牢在物质资产上的。其稳定性既得不到统计上的证明，理论上的解释也过于简单，因为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企业转手轻而易举，无须涉及物质形态。而克鲁格曼所提出的“火线出卖说”(在东道国发生经济危机或大规模转型时大举收购，待局势稳定资产价格回升后再大量出售)，更使FDI近似于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至于“外资利用内资说”(在东道国资本市场上大量发行股票、债券，从银行借款，再依靠从东道国借入的资本以利润、管理费、专利费等其他形式将资金抽回母国)则根本质疑FDI是否会带来的资本净流入。
这一轮关于FDI对发展中东道国作用和影响的争论已有一段时间。应该说，上述对FDI作用的质疑，无论是否完全正确，都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提醒我们对似乎早有定论的外资作用进行重新审视。不过，如果说到中国，情况却有所不同。对于我国的外资政策，是否应该一如既往地积极吸引FDI，是否应当对外资并购有所限制、如何限制，并非是这些新理论可解释的。
不难发现，对于FDI作用的上述质疑，更多地是从是否有真实的资本流入、是否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是否有助于金融稳定角度看待问题的。但是，今天的中国，外资流入稳居世界前列，国际收支连年巨额顺差，而且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双巨额顺差，国际储备连创新高，已经达到世界第一。如果说在资本流入和国际收支上有什么忧虑的话，我们忧虑的不是资金流入太少，而是太多；不是担心国际收支恶化，而是担心巨额顺差如何处置；不是关切有没有真实的资本净流入，而是关切资本流入是否能改善资源配置和促进产业发展；不是担忧外资利用内资导致资本形成不足，而是担忧外资替代内资抢夺了我们的投资机会和市场。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外资利用上的“中国问题”。
如果再将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结合起来看，更会发现，外资问题绝不是简单的外资问题，而关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前，中国国内有多达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国内储蓄，能够有效转化为投资的只是一部分，明显地存在着储蓄过度、投资转化不足现象。另一方面，我们有多达8000多亿美元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但国内市场难于吸收如此大量的外汇资产，不得不以很低的效率投资于国际资本市场。而与此同时，每年600亿美元以上的FDI(实际利用外资)却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入，总能找到投资场所和赚钱项目，挤占了本来可由国内资本投资的机会。这才是外资流入问题的实质。但是，我们总不能为了国内企业的投资机会而限制外商投资吧？那样就又回到了保护后进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总起来看，对外资问题(包括外资并购问题)，我们的认识是，中国并不缺乏资金，不仅绝对不缺，甚至相对也不缺，引进外资并不是为了一般地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我们今天依然应该欢迎FDI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它是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一般要求，不可能为了保护而一般性地限制资本流入；另一方面，吸引FDI更是为了促进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产品创新、产业升级、改善就业，是为了创造发展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效竞争环境。我们看中的是FDI的技术外溢、管理外溢、知识外溢效应，而不仅仅是带来了多少资金。因此，对于无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FDI(包括并购)，就不一定欢迎，还要加以限制甚至禁止。我想，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主张限制外资并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的。真正值得忧虑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将吸引多少外资作为政绩来考核，不加区别，来者不拒，甚至形成外资崇拜，而对私营资本、民间资本大加限制，人为造成市场经济的不平等局面。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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