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实录

　　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经济观察报、五洲在线共同主办的2006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于3月28日至29日举行，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分论坛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实录：

　　主题：2006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

　　地点：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

　　武常歧：大家下午好，我亲爱的各位院长们、同事们、先生们、女士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很特殊的地方，上海管理学院论坛，这是安泰管理学院成立十周年，我名字叫做武常歧，我是中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光华大学以及安泰管理学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我们是上百个管理学院当中两所具有赞助者名字的学院。光华学院是来自于光华基金，它给我们一千万美元赞助。安泰管理学院其实情况也很相似，在90年代的时候得到了赞助商的命名。

　　我们都是中国两所很重要的管理学院，受到西方的重视。这两所学院都非常努力的想让我们跻身到中国一流管理学院的名列。之后，我们会做一些简要的关于光华学元的介绍，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华学元。

　　今天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论坛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院长Lars Bergman教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会议开始前，我们要感谢此次会议的组织者，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现在我把会议让给我共同的主持者。

　　Lars Bergman：首先允许我欢迎大家来这个会场，这个主题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我共同的主持者也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学校，我会花一到三分钟的时间先介绍一下自己和我的学校。我是经济学的教授，我在我的学院已经待了两年半的时间，我的研究范围跟能量环境方面非常相关。另外我主要研究欧洲的电力市场，因为我之后成为了这个学院的院长，所以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研究。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是成立于1909年，得到了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它是一个私立学院，至今仍然是一个私立学院。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学院一直都是瑞典唯一的一个私立学院。目前我们有三个分校，一个在斯德哥尔摩，在这个市中心，另外还有一个分校，主要是给大学生的，另外还有一个分校在俄罗斯。这个分校我们进行了一些MBA课程，这三个分校互相之间有网络的联系。我们的学院在研究方面有很强的研究实力，我们在国际经济学方面实力很强。

　　事实上我前一任院长在国际贸易学研究方面是非常著名的。我们的学院虽然说并不大，但是知名度却很高，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生源，同时我们也想说可以有更多的跟中国学校有交流学生的项目进行。因为在进行国际策略研究，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吸纳外国

　　武常歧：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这是此次论坛的主题，这个论坛是整个会议的主要论坛。

　　今天上午我们倾听了徐飞教授的演讲，在他的演讲当中他比较了东西方的思想的不同，行为的不同，但是他是作为一个商学院的院长的这种不同，以及这种不同所带来的影响会怎么样关系到我们在商学院当中的教育。

　　在东西方的教育当中，对于彼此文化的影响都越来越有更多的关注，管理学理论，徐飞教授今天早上也提到，管理学理论也越来越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日本的管理操作。也提到了一些关于中国在管理学方面的思考。目前这其实是一种趋势，西方的管理学理论，应该吸纳一些东方关于人性方面的因素，而东方管理学理论应该吸收一些西方的思考。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我们比较两者不同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如何能够发挥两者之间所有的一些相似之处和共同之处。这种思考和讨论其实已经开始了，今天下午我们会很有幸的倾听一些主要的演讲者的演讲。我现在把话语权给我的共同主持。

　　Lars Bergman：非常谢谢，在开始各个演讲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各位演讲者。从左边开始第一位是Robert Plante教授，他是来自于美国普渡大学克兰纳特商学院高级副院长。另外一位是Andrew R.Lock教授，来自于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院长。下一位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Peter Little教授。下一位是拉丁美洲的教授，是秘鲁太平洋大学经济与会计学院院长Pedro P.Franco教授。最后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Richard lvey商学院亚洲分院院长Kathleen Slaughte教授。

　　这些是我们今天下午的演讲者，首先让我们有请美国普渡大学的Robert Plante教授。

　　Robert Plante：下午好，尊敬的朋友们和同事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我到中国的时候，我还是这个学校的一个系领导。在中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时间的选择是相当特别的，因此我希望能够让我的演讲非常有趣，也比较简短。首先我表示一下道歉，其实我讲的不是关于东西方领导的融合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商学院管理的讨论。我的话题相对来说是和东西方商业教育的融合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首先我们都是一些学术人士吗？我们做了些什么证明我们是专业人士？我想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想提供最好教育给我们的学生，想把他们培养成最好的管理人士。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就是要给我们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第二件就是我们要拓展他们的教育机会。为了追求这两个目的，我们在这里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你们的经验。

　　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管理经验。如果理解我们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构建过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拓展我们的羽翼。

　　去年和今年我们都被华尔街杂志列为第一名，我们的学生是我们的顾客，我们的顾客很满意我们的学生，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对他们公司所作出的贡献。当我们被提及的时候，我们正在首次拓展对亚洲的事业。为什么我们要开始亚洲的事务呢？因为我们的学生要求我们这么做。

　　这里有一些快速增长学校的势力，然后是我们的国际计划，还有一些国际性的模式，全球性的模式。去年我已经听到有关于这种模式的构建了，我们要探讨一下我们的经验，为什么获得成功，还有一些未来可行的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是从经济系开始的，现在 我们有一个管理学院，我们是1970年代的时候从一个工业学院发展起来的，最初我们是一个工业管理系，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今天还有这个专业，但是它有一定的改变，我会在下面的谈话当中讲到。我们很快的增长，大概14年的时间内看到了员工的增长，学生能力的提高，还有基础建设质量的提高，我们还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这些领域。

　　那时候我们的院长参观了欧洲，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的国际项目，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顾客要求我们这样做。在五年之内，我们的国际合作项目开始开拓了，后来我们就在法国开始了ACP的课程，在德国开展了MBA的课程，后来我们又到匈牙利进行合作高管课程，我们的学生在这些地方都有居住学习，他们还会获得合作方的学位。

　　四年之后，我们有一个硕士学位的课程，工商管理学硕士在汉诺威，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计划，后面我会谈到。再过了五年之后，我们又开始了坚强的联系，这是在亚洲。在2005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展现给你的是一个全球计划的改变，我们在亚洲开设了一系列的计划，以后我还会谈到。

　　去年和未来计划，我们希望在拉丁美洲有着更多的合作计划，同样还是因为我们的学生要求我们这样做，为了加深学生的教育机会和拓展他们的视野，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这里有3000多名学生，我们的本科教育有高干课程、研究生课程、博士学位课程等等。而且我们在欧洲还有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这就是德国国际管理学院，在那里我们有大约50名学生。

　　我必须得说，当我们谈到东西方融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谈谈自己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谈谈我们自己的员工情况。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来自于亚洲，普渡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学校之一，这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国际性学生，我们有35%的本科生是国际学生，所以我们的融合是必须一提的。

　　在我们的14年的奋斗当中，特别是前两年我们获得了很多认可，我们看一下这些排名。我们有一个很坚强的背景，我们希望能够使它更加坚强。我们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我们在去年访问台湾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和浙江大学有协议，要有一个管理学的研究中心，我们会有访问学者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和清华大学、

　　我们有一些全球模式，我们有很多的现有模式，首先我们在欧洲有四个合作伙伴，我们的目标是中层管理人员，有三个模块，每个模块包括四个课程，每个模块要求两周的住宿学时，可以住宿在合作方的地区，可以获得普渡大学的学位，还可能从合作方的学校得到一个其他的学位。

　　我们要谈谈德国国际管理学院。这是和一个德国的基金合作的，这是由政府资助的，我们在德国有一年的MBA课程，我们在德国开设的课程和在普渡开设的课程是一样的，学生可以两个学校之间进行交换，会给他们更多的国际性体验。

　　我们在汉诺威德国有一年的学习，学生可以得到工商管理硕士或者工业管理硕士的学位，这些学生都会由我们学校克兰纳特学院的教师执教，他们很喜欢他们的学习经历。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在德国和克兰纳特之间进行交流的项目。

　　我们看一下全球的模式。在欧洲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融合的方法。我们的国际管理硕士学位，我们和欧洲、亚洲的学校都有合作，他们还是会得到普渡大学的学位和合作方的学位。我们来谈一下工商管理硕士的全球学位，如果在亚洲也开设这样的课程就完全是一个全球性的课程了，他们要在德国或者亚洲有整学期的学习。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学习计划，我在这个学校已经待了23年了，我们有一个所谓的3＋2课程，提供给我们聪慧的学生和管理学学生，让他们在五年之内可以获得普渡大学的硕士学位，MBA学位。我们过去五年做的就是在我们的工业工程和机械工程学校，给他们一个3＋2的学位，他们希望获得的就是一个机会，能够吸引最好的学生到他们的学习计划当中去。因此学生在这种计划当中可以有三年的工业设计的经历，有两年MBA课程学习，他们应该是管理方向的。

　　我们和我们的工程管理方面进行合作，我们可以和其他学校进行协作，并不仅仅是和商学院进行合作，还有一些科学院之类的，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另一种可能的方法就是目前普渡大学药学院正在采用的，这里我们正有一个所谓4＋1课程，一年的MSA课程，在这个课程当中有四年的时间是在合作方的学校进行本科教育的。目前普渡的药学院正在进行这种课程，他们可以有工业管理或者工商管理，还有可能到德国去，这些学位将在五年之内获得。

　　出去你喜欢的话，你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这种项目是我们考虑到是不是可以利用在亚洲的合作当中，我们把它们当做是我们的机会，也许是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的，这就是我们说过的要深化我们学生的教育机会，拓展他们的视野，我们现在指的是普渡的学生。

　　John Cotton Dana曾经说过教育的重要性，那些敢于教授的人是永远不会停止学习的，我们敢于教授，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谢谢大家。

　　Lars Bergman：非常感谢，我想你给了我们很多有趣的例子。我们有时间提问、回答，目前我们先进行演讲者的精彩演讲，来自于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的Andrew R.Lock教授。

　　Andrew R.Lock：首先祝贺上海交通大学十周年校庆，能够组织这样精彩的论坛。我不会过多讲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利兹大学是英国具有非常强的研究实力的大学。我们有从本科生一直到博士后的学位，我的题目是要创造协同效应。

　　在商学院当中联系亚洲研究，我们的学生来自于60多个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亚洲。我们在座的是跟一些学生将来工作学习的环境是非常相关的，利兹作为一个国际商学院历史并不长，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这一项教育，是90年代才开始的。之后我们又开始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投资，之后会再继续来陈述这方面的事情。在英国利兹大学教很多英国学生关于中国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发展这方面课题的话，那是不明智的。所以我们学院准备善加利用整个大学的优势，开展我们在这方面的课题。

　　我们利兹大学想说给自己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所要讲的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国贸易以及发展的研究中心，这是英国政府资助的一个计划，在五年时间里面一共投资了75万英镑。我们有一个CIBUL是中国贸易以及发展的中心，具有世界的知名度，在教学、国际贸易、研究方面都非常知名。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东亚研究的部分，这是在欧洲研究中国的一个中心。我们还有博士后的培训、研究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项目。

　　我先列举一下我们一些博士后培训的课题。首先是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硕士学位，另外一个是研究中国以及贸易的硕士学位，之后是中国贸易以及亚太地区的硕士学位，有点类似于MBA，之后有一个MBA中国贸易管理等等。

　　因为得到政府的投资，所以建立了不少的教学大楼，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利兹大学不仅仅是从事中国方面的研究，还是全英国四个能够研究蒙古的大学之一，我们还在研究日本等等，也研究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如说越南，关于他们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

　　另外我们的一个研究兴趣在于中国当代社会以及经济的变化、发展，而不仅仅是在文化和历史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技术转让、知识管理、电子通信以及市场开放等等，都是一些非常热门的话题。

　　在东亚研究中心，利兹大学研究的课题是人口政策、人口迁移、乡村管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有关于文化的，而是社会当中的很多方面。

　　我之前提到了利兹大学一些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在2006年我们又开始建立了关于印度的研究中心，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关于亚洲的研究中心，可能这是在英国伦敦以外最强的研究中心了。因为英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和印度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有很多的政府基金提供给我们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在计划发展研究在商企业当中一些技术转让的问题。

　　我们商学院的一些优势，今年金融时报将我们列为欧洲MBA课程当中排名第三，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而且我们排名这个是在牛津大学之上，因为牛津大学只是排名第四而已。之后有一篇文章，命名为《国际商业研究》一个学校的排名，这个文章将利兹列为主要的国际贸易教学当中排名中第一个。

　　刚才提到我们学生当中来自于60多个国家，我们的教师来自于21个国家，不仅仅是英国，而且还有来自中国的教师。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我一会儿再讲，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

　　一个新的课题，是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在2001年有69亿美元的中国对外投资，今年在伦敦就有来自于中国政府的一些代表，对于伦敦的一些投资环境进行调查，在电子通信方面，联想兼并了IBM的PC贸易，上汽也跟菲亚特等进行了合作、兼并。

　　所以为什么中国对于利兹大学来说是很重要的呢？我们刚才说过中国非常悠久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市场，我们有很多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毕业之后的学院在英国以及在其他的地方从事跟中国的贸易。我们如何来加强对于亚洲的研究，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国际学生，特别是亚洲学生理解自己的市场，以及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自己的英国学生，帮他们更好的理解目前市场的状况，以及在东亚的一些经济发展的情况。

　　对于我们商学院来说，我将这个新的研究放在第一位，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他们非常具有竞争力，所以对他们的研究也日益加重。

　　大家可以看到我列在首位的是我们跟宾夕法尼亚的罗顿学院，它属于沃顿学院，罗顿学院对我来说一直都是非常有趣的例子。在英国有一个研究中心，是对亚洲、欧洲比较方面的课题。我没有举亚洲学院的例子，亚洲学院和欧洲学院之间的一些合作正在日益增加，这边的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双方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的接触到彼此市场的贸易机会。非常感谢。

　　武常歧：谢谢Andrew R.Lock教授。事实上我们听到了Andrew R.Lock教授的演说，他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例子，就是一个校长如何推动他们的主动性，下一条信息我们想和大家共享，他推动了和光华学校的国际会议，我们将要组织一个今年的年会。其实去年在斯德哥尔摩有了这样一次会议，今年在北京大学要主办这样一个国际商业论坛，大概有一百多论文，预期会有上千名的学者来参加这个会议，可能在座的一些同行也会参加这个会议。

　　现在我们欢迎下一位演讲者Peter Little教授，他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

　　Peter Little：感谢大家，感谢我们的同僚介绍我，这是一个很荣幸的机会，能够站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名声。我想说的已经都被说过了，但是也许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澳大利亚的情况。在商业领域当中，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有非常大的商学院，有很多的学生，大概有20%的学生都是海外学生，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亚洲的，我们有很大的亚洲影响力，有大量的澳大利亚的留学生都是来自于亚洲的，所以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亚洲学生。

　　为什么我们对教学大纲如此感兴趣，特别是对跨文化领域。澳大利亚是国际影响力不是很大的国家，但是经济方面在亚洲影响力是很重要的。我是来利兹本的，这里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可能重要性不是很强，但是这里有很出色的商学院，我们学生希望能在全球工作。澳大利亚人喜欢旅游，我们到世界各地观光，他们不仅仅是在工作当中混一混，而是想做到很好。因此对我们来说，作为商学院，在一个比较小的国家的商学院如何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的策略是怎样的呢？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学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城市有一个相当好的名声，在科技研究方面。但是我们的学生都很清楚他们想要有个全球性的领导力，我们必须应对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一定要获得全球的认可。

　　我们这里主要有三项商学院认证，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发展管理学的历程和挑战。我们希望有一个全球的使命感，我们要和全球研究机构、大学合作，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合作伙伴，然后给我们学生更多全球的氛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绝对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于我们的教学大纲，所以我想强化一下我们今天要作出的评价。

　　如果我是一个任何领域专家的话，我不是一个专家，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公司管理，如何有一个好的合作性的管理，我们称之为领导力。我们商学院的挑战，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挑战。

　　很多人说领导力的教育是在西方商学院当中提供的，一般都是受制于西方市场模式的，我们想要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商学院的大纲通常都受制于西方的市场模式，并不是非常有效的领导力的教育，没有考虑到历史文化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完成这件事情。因此我相信作为我个人兴趣来说，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商学院，我们要培养全球视野的领导人才，我们一定要关注各个层面的合作。

　　有一个问题，商学院可以培训领导吗？有人说领导是天生的，也有人说最重要的领导力培训是来自于公司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你参加商学院这样课程的话，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你就可以承担更多的职务。所以我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迎接这样的挑战，对于工商领导来说，使他们的员工具有国际领导力，他们能够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问题。可能你们已经读过这篇文章，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发表在最近一期的管理学学术杂志上面，包含了一些发现的结果，那是非常细致的全球领域的研究，关于跨文化领导力的特征。这项研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如果我们缺乏能力的话，很多跨文化领导力的工作我们就无法承担。可能85%以上的财富五百强企业说他们缺乏具有某种技能的全球领导人才，我们讲到领导力培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最高层的CEO，我们是在谈论中层领导人，我们谈论的是那些体现出一定领导力的人。我们要考虑一下基础设施的问题，这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说集成、

　　我们知道一些驱动因素，比如说全球化，保险市场的全球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以中国为例，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就是加入世贸组织。

　　全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尤其是关注如何去教育全球性的领导，一定要非常具体，帮助他们很好的理解不同的环境当中如何行事，要尊重不同的文化，要对跨文化的交流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的背景之下训练人们，让他们有一个全球性的思维和一个地方性的行为。我们的挑战就是在大纲当中要包括很多的实例研究应对更多的挑战。

　　这项研究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参与的研究者包括各国的人士，标明了九种所谓的文化现象，我想这是非常有用的。这些研究和这些因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整合基础，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研究跨文化领导力的构建。

　　我们这些商学院能够在管理教育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吗？我们有着很好的实践，有很多的课程提高领导力。比如说壳牌石油公司他们就有一个计划，这是在中国执行的，这项计划给中国具有高度潜力的员工，有一些成为领导的潜质，被派到中国或者全世界范围内担当职务，给这些高度潜能的员工们一个非常好的海外发展机会，这些机会也可以把海外的人带到中国来，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跨文化的交流。

　　我们的商学院也加入到国际合作的进程当中去，我们有很多管理课程、金融课程，我们在这样一种合作当中，就像壳牌石油公司有的一样，很多国际公司都会让他们不同员工去理解商业问题、策略问题、交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也许他们会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

　　当然在商学院当中我们有一些做的很好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的交流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外语教学可能是很好的，我们有着很好的教学策略，我们教授学生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发展他们的谈判技能，特别是包括跨文化的谈判，而且给他们一定的领导理论的涉猎。我们想强调一点，就是要教授历史和文化，和商业结合起来。

　　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一下在我们MBA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人，这里有一些资料，真正跨文化教学资料不足，一般都是体现西方思想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西方市场的模式很多，但是对于市场合作的研究势力近几年越来越多，比如说管理策略。但是这种模式并不是可以在任何时候照搬到中国的场景之下。我们这里有一些例子可能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市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公司对于市场的控制能力并不强，这种市场模式就不能被照搬到中国市场，这意味着对于领导而言，如果我的商学院教育我们的学生来到中国的市场工作，以某种方式来领导公司和企业，我们要告诉他们有一些其他的视角，做中国市场的领导人必须要具备，特别是如果工作在某个机构当中，这个机构在某些领域当中有一定的地位，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

　　我说了很多，今天早上大家也谈了很多，我现在只想再提醒大家一点，并不是市场经济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领导模式，某位教授在他的一本书里说到，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例子，他说到很久以前起码有10-12个教训是我们可以从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活和事例当中学到的，当然这可能对于当前的框架来说是相当适用的，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历史视角。

　　我还想做一个结论，我要引用一下某位教授的话，在一本书里说到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中国学者，如果你读了那篇文章，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一些事例。好的公司管理还有一些机构的管理，不仅基于经济分析、策略分析，还在于对于文化和历史的了解。

　　Lars Bergman：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提问与回答阶段。首先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想问关于前面三位演讲者的问题，欢迎任何人提问。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开展项目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Robert Plante：我首先想说，在欧洲有一个很强的关于国际贸易的研究实例，我们有很多的课程，研究关于欧洲以及美洲的。但是我们在跟德国合作伙伴合作的时候，遇到一些关于贸易方面的问题。在管理学方面，我们并不是一直都彼此赞同各自的想法的，因此我们就因为了一些磨合，学生非常喜欢，他们有一些什么需求我们可以满足的，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三年了。这个项目我们会花一定的时间去理解，对我们的学生来说，看一下这是否可以是一个机会，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是否是一个机会能够加深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然后看一下这是不是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分享的东西。

　　我们经过三年之后已经可以得到一些经验。今年5月份我们学生会去清华大学，我们可以有10-15个学生参加这个项目。我们这些学生视为是一个机会，之后我们会再去巴黎以及其他的地方。我们会听我们的客户，听我们的学生的反馈，等他们回来之后我们会坐下来跟他们谈一下，知道他们的感觉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我们应该怎样加强我们跟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学院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学习方式。

　　提问：您已经有一些合作计划在以及英国之间，比如说我们和北京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开展的项目，您是否遇到一些挑战，因为文化的不同遭遇到一些问题？

　　Robert Plante：没有，因为这些学生学的比我们预想当中的要快、要好。我们去年去了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还去了一些台湾大学，之后再次来到中国大陆，我的同事又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以及清华、北大，在8月份来的，9月份有两个提案，一个是来自于清华，一个来自于北大。北大给大学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清华是给MBA的学生，这都是两周的交流项目。

　　学生并不是非常喜欢到别的国家去学习，我们要努力劝服他们，我们一个同事是国际倡议组织的主任，在我们学校里做讲座，教导学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交流项目学到一些什么东西。通过他的讲演，我们现在有40多个学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交申请说要去清华、北大学习。我们有很多的相关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跟这些中国大学都发展了一个非常好的友谊基础，看一下将来是否能够发展的更好。

　　但是我们理解这样的一种友谊建立需要花一点时间的。

　　提问：我是来自于新西兰大学的，20年来我们一直关注不断有很多中国学生到国外学习，今天上午徐飞教授说中国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思想，要将西方以及东方的管理思想进行融合，中国对于外面的投资也逐渐地增多。之前有三个演讲者都提到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学生准备好，能够接受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西方学生更多了解东方的市场，东方怎样可以做到？

　　Robert Plante：我第一个猜想是我们做的并不够，在我自己的学校，我们提供一系列的课程，这并不是给本科生的，我们有教学说是跨文化的管理，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对于MBA的课程，因为学生国籍的问题，我们其实把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学生组成一组，使每个人能够跟其他的国家学生进行交流。这样一种交流在我们整个MBA课程当中占20%，这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在选择这个学生构成组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地进行选择。但是我们在努力，根据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谨慎地设计我们相应的课程。

　　Peter Little：在课程方面，我们想要去组织一个一组澳大利亚的学生以及亚洲学生，但是有时候很难说，因为澳大利亚有很多的亚洲人定居，我相信这个课程的结构以及案例的研究，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研究，必须要成为这个课程的一部分。我们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都有很好的关系基础。在我们课程设计当中，我们可以将这些良好的关系运用到课程当中去做一些案例的研究。

　　Robert Plante：我们作为一个顶级的体验，除非我们是一个全球的组织，才能帮助学生一个学期在北美，一个学期在欧洲，这样的话才可以帮助学生体验这些文化的影响。除非你能够做到这样，否则很难让学生体验这种文化的不同。还是这还有一些成本的问题，比如说美国的项目就非常昂贵，就看我们如何解决这个成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一部分课程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在很努力的实现，为学生提供最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

　　Peter Little：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研究，我的商学院在亚洲研究方面有更多的事例，在课程设计方面也有涉及到。

　　提问：我来自于南非，我觉得这对于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辩论是非常有趣的，在欧洲以及在美国有很多的辩论，MBA课程学员人数越来越少，有很多人应该做PHD课程，我想如果是这样一种融合辩论是否也是在欧洲以及美洲MBA课程受到影响的一个原因？

　　Peter Little：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我们有新的渠道来招聘新的高素质的员工和学生，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效应。我们可以使人们更好的工作，在国际环境当中更好的工作，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做这些。因此对我们来说这不是短期赚钱的问题，这应该是我们长期的战略问题。

　　Robert Plante：你提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关于在美国和欧洲MBA减员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坦率地说，亚洲学校发展很快，特别是就名声和机会而言，因此我们寻求了一个方法，很像亚洲制造业一样，我们可以帮助美国和欧洲改变，我们把更多的机会提供给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员工，我们可以从欧洲和美国出发，向外发展。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需要建立关系、寻求机会，然后我们可以建立更好的MBA课程，就像我们在进行市场营销一样。

　　他们可以和不同的学校合作，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我想学生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事情会有发展上的问题的。我们要致力于2025年在亚洲更大的发展，但是我想会带来很好的素质教育。我一再强调的就是要深化和扩大我们学生的机会，我们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Andrew R.Lock：第一个人是关于最高层的教育，不应该是国内的而是国际性的。大多数MBA学院都被认为是远离家乡，特别是美国人，他们需要全球性的经历，在其他地方建立他们的家庭。商学院应该是这群人当中的引领者。我们可以通过维持他的素质来拓展MBA的教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今年我们利兹大学有了很多其他的证据来证明MBA教育大概在未来十年当中还有很好的机会，更多的学校会参与其中，因此证明我们做的非常好。我在商业行业当中时间也很长了，因此我记得十几年之前的在英国和欧洲、美国都发展的相当好。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提问：我是来自于剑桥商业学院，对我来说有三个国际性商学院模板，一个就是海外性的教育，对我来说好象大多数美国学校都开始海外的扩张，他们用自己的员工进行教育，到其他的国家去。第二种模式就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美国、欧洲学校在亚洲都开展了这样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建立起来之后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种模式是我们试图建立的，就是真正的国际化、全球化学校，这样学校里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于全球的，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教学。我们还有一个很长的道路达到这种真正的全球化教学。

　　我们回到这个会议的议题上来，为什么我们试图要融合东西方的管理，是因为一个事实，我们要真正建立一个国际性国际商学院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教育我们年轻的职业人，怎么样让他们具备更多的跨文化的领导能力？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你认为未来十年当中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返回到仅仅是本土的学校？

　　Peter Little：对我们来说在一个小国的一个小城市里，我们一定要试图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商学院，所以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段。比如说我们有大量的访问学者，我们对他们的待遇非常高。学生特别喜欢MBA课程，我们还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机构，我们试图控制个体的教职员工的表现，确保我们有一个国际化的教学团队。我们是这样一种模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数目的国际性的学校，他们是想以此来赚钱的，因此我认为你说的话有点问题，如果我们有自己的策略，有自己的方法和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强的国际地位，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Robert Plante：你的问题非常有趣，因为很多层面来说都是这样的，你说到了商学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但如果你再深一步的话，我们说到商学院其实探讨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我知道当我们访问中国和印度之后不久普渡大学就访问了印度和中国，他说校长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和印度建立一些合作项目，这包括了我们学校所有的学院，比如说工程、管理、科学方面的。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些计划，现在非常有趣的是我们的校长，当他参观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讲，他说他参观了清华、北大，他和清华、北大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运用这种关系对他的校长职务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所有的大学，所有的商学院都希望有这样一种全球视角，真正巩固自己，不会在几年之内毁掉。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大学进行了合作项目，所以二十年之内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学院会建立一些合作伙伴。涉及到教职员工的时候，我们大概十年之内会有来自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教职员工，只要他们觉得他们的研究项目有用，我们都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地这是很有趣的。

　　还有我们一定要有国际性的元素，对于任何商学院来说都是这样的，而且还需要有一些顶级的课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一定的角色，要给 的学生提供比较好的教学经验。

　　我们普渡大学也在寻求方法提供更多的机会。

　　Andrew R.Lock：每个人都主修这个学科我认为不是一个好主意。当你讨论到住校学生的时候很多有趣的事实就是他们可能来自于不同地区，他们可能会面临不同职位的不同机会，因此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本土性的学校不向外发展，不会有国际水准的教职员工。另外一个就是专注的问题，没有任何说明可以证明学校通过大扩张可以得到好处。如果我们想继续全球发展的话，商业教育要继续发展有很多的机遇。

　　但是除此之外我想有些人可能真的认为这是一个最需要被强调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发生。

　　武常歧：今天下午我们的确听到了三位很出色的演讲者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视角和经历，我们还有非常有趣的讨论，探讨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相关于我们东西方管理思想结合的问题。我和我的主持人都想再加一些自己的评价。

　　我们说到了全球化和合作的驱动，可能对南美有比较大的冲击，所有的大学都开始到中国、亚洲来。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和跨国公司多做接触，他们想快速的进行本土化，把他们的经理人员和员工进行本土化，事实上我们涉及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消费者需要一定的本土化，但是我们更需要了解本土市场。

　　目前而言我们感觉到的是这些年轻的管理者们，他们似乎了解的更好。对于西方的理论，美国英国出版的书，不管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途径，一月之内就可以翻译成汉语，实际上经理人都非常渴望阅读这些书籍。某位教授提出的评语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坚实的研究理解不断融合的市场正在发生着什么。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想特别的提供一些努力，来加强一下教学的理论。就像今天早上徐飞教授提到的，这是一个东西方之间鲜明的对照，但是为什么提到了孙子和孔子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上，把它们当成一种理论化的东西，这是一种很难教授的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不仅仅是全球性的知识，我们同样还需要一些，就像我们的演讲者说到的，我们需要全球性的视角和地区性的行为。我们需要想一想如何能够达到这种潮流，如何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在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是地区性日益增加的竞争。这就是我总体的评价。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参与，现在我们要休息一下。

　　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