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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会形式广受欢迎
会后，冯表示，他对这种对话方式很满意。“居民、村民代表表现了充分的理性。会前我还担心他们会对责任方进行指责，引起冲突。”冯还认为，“对个别政府官员们，这种方式还有适应过程。”
会后，万盛区宣传部，亦是本课题的合作方，开始布置后期任务，包括本次会议的宣传，对各部门承诺的跟踪了解。
解决问题并非圆桌会议的主要目的。社科院专家丁新正称，关键在于建立起公民与政府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机制。
“通过平等对话，与会双方达成谅解和共识，就是成功的会议。也是圆桌会议的价值取向。”万盛区宣传部副部长朱明称，就政府而言，这样的会议对群众也是一种引导，有利于理性、全面地看待问题，从而促进干群关系和谐。
这样的圆桌对话，在万盛区已是第二次召开。另一次是关于和平村区设置垃圾箱、铁路村社区改善环境卫生状况的对话。
丁新正称，万盛是中国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的一个缩影。万盛位于重庆南部，产煤，1995年因矿设区，现煤资源基本耗尽。该区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矛盾，城乡矛盾，更有突出的地矿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企业的关系、企业改制与政府的转接。
因此，丁新正说，解决了万盛的问题，就解决了西部的很多问题。丁新正和社科院刘华卫认为，三次圆桌会基本上是成功的。“群众有积极发言的欲望，并在对话中表现了充分的理性，而基层官员们对这种方式也有深刻的认识。说明这个制度有发育的土壤。”
本月底将去北京展示
3月22日的会议结束后，课题组的研究暂告一段落，相关研究成果将于本月北京举行的世行组织的专家研讨会上展示。届时，国家环保局官员也将参会。
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许明玉称，“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许多社会矛盾，政府也希望听老百姓的声音，接受公众监督，但这种监督一是缺乏信息渠道；二是无制度推动。”
“双方信息沟通不畅，老百姓有积怨，往往产生过激行为，而政府则认为对方是‘刁民’，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和谐。”丁新正说，“圆桌对话就是要变信息单向流动为双向互动，平等、理性、民主、公开的交流机制。”
尽管铁路村社区会上表达了种种困难，而据专家们了解，会后他们已主动开始一些地段的垃圾清理。从这个导面上，专家们认为圆桌会议还提供了一种行政救济渠道。刘华卫分析称，“现实社会中，行政管理可能存在漏洞，法律也有真空地带，当公共利益为此受损，公民可通过这种面对面交流，从情感、道德上促使完善公共管理。”
此外，一个现实意义是，公民通过圆桌对话，无疑可培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国际“NGO”制度的演变
据了解，重庆社科院专家组此次研究已经进入尾声，至此，成果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肯定。
这一“圆桌对话制度”的科研项目是怎么产生的呢？许明玉介绍，这要追溯到公元五世纪的一个传说，英雄亚瑟纵横大不列颠疆土，但他喜欢与30位骑士不分权位等级，绕圆桌而坐，协商事务。后来世人叫“圆桌会议制度”。
这么多年过去了，亚瑟王的圆桌却弥久恒新，现在，它正被借鉴到许多国家的公共管理领域。后来一些欧美国家又加入了“第三方协调”制度，在国家上叫做“NGO”。
然而，中国目前能作为第三方的民间组织没有，只有在原有的制度上进行变革，最后研究出这种“圆桌对话制”。
由于“官与民”的圆桌对话制度在中国尚无先例，因此课题研究中也发现一些困难和教训。
首先面临是如何确定哪些公共事务可进行信息对接——它涉及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许明玉称，“当中有很多工作，比如哪些是政府必须发布的，哪些是可以有所保留的，哪些信息在这个阶段不能发布，以后又可归为可发布信息，必须进行信息归类，而这涉及到大量技术性问题。”
作为政府方，朱明表示，对于可能引起激烈冲突的信息，建议不纳入圆桌对话，以利于社会和谐。
专家们也表示同意，“好的信息对接效果，可建立起参会者对制度的信心，在起步阶段起到保护制度的作用。”
从这个层面，对接的信息要求识别。许明玉举例说，“关于垃圾箱的设置，最初大家都将其看作简单的资金问题，通过对话发现它实际上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因此要求事先对信息的外延和内涵有所判别。”
对话，由谁来主持更好？
其次由谁来主持。议题的主持人，在国外往往由NGO担任，因此专家组选择了政协、媒体、社区居会委三家具有公共性质的部门作为主持者。
主持者一般担当起会议的第三方，即会议主持人的角色，它要求是与利益关联双方无直接利害关系，同时有社会责任感，具有会场控制能力和表达能力。
万盛的两次圆桌会议，分别选择了居委会、区电视台、政协作为第三方。通过比较，课题组专家一致认为，从万盛的初步试点来看政协无论就其法定的组织性质，还是对话效果，都是最佳选择。
但“当政府在人与自然，经济与发展，企业与公众之中无从选择时，圆桌会议也会邀请人大这个最大的权利机构来平衡。”许明玉称。
丁新正坦称，“受专业所限，我们短期内对自然科学的专业术语等基本知识都无法熟悉，加之该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因此从设计的议程和社会效果的预期来看，该议题等我们举行圆桌对话会议的经验丰富一点之后，再举行可能更适当。”
“一切都将在实践中找到答案。”万盛区第一阶级研究着眼于社区环保和政府部门之间公权的协调。据许明玉透露，3月底的研讨会后，试点将向区级环保向重庆市级环保推进，同时还将推广至重庆的公交、卫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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