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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彤/文
又做数学家，又做诗人，又做旅行家的，在中国只有一个，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蔡天新。
这位“从小喜欢画地图”，“在上大学的路上第一次见到火车”的人，1993年第一
次出国，12年的时间里游历了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中国护照的限制，普通中国公民能旅行到那么多地方的确是惊人的数字。“就像有的人挣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旅行对我来说是一件拿手好戏。”这种天赋包括：语言能力——他能流畅地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两种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身体本钱——他旅行不需要倒时差，在最嘈杂不适的地方也能酣然入睡，对各种饮食来者不拒，包括经济舱的飞机餐；方向感——那张由无数详细的分区地图构成的世界全图清晰地印在脑海里，以供他随时找到最适当的方位和旅店；以及在各种文化和风俗环境中都呈开放的心态和宁静。
正如商人能敏锐地发现生意的机会，蔡天新也能及时发现旅行的机会。起初，作为大学教授，他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一些机会到世界各地旅行。接着他的诗歌出了名，受到过十多个国家的诗歌节和文学节邀请。这些国家在过去基本上都不是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即便是，也不受理个人旅游签证，但蔡天新畅通无阻。他的旅行大都是以学术交流或者诗歌笔会作为出发的理由，最后终结在某个邻近的小国或一座他所钟爱的岛屿。
蔡天新在旅行中最注重的是对人而不是风景的观察。如果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只有若干个小时，通常他不会去走马观花，而是在街边的咖啡馆坐下，静静地看路上的行人。风景很难更易，而人却不断变化，所以他在过去的4年里4次到达非洲，而即使他已经15次到过欧洲，但“每次去都像是第一次一样”。
蔡天新对人的关注使得他在旅途中的故事性大为增加。今年秋天，他在西班牙古镇托莱多的一家酒吧里，遇见一位退休的爱尔兰经济学家正在读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的小说，正巧他的数码相机里还存有自己与维达尔的合影，自然，他与这位经济学家立即成为有共同话题的好友。看蔡天新的旅行游记，里面有大量此类的巧遇，他承认自己运气比较好，容易遇到有意思的人，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他将人作为观察对象的必然结果。
他有很多旅行趣闻。有一次他在美国访问，只拿到加拿大一次入境的签证，却在三个相距一万多里的地方以三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入加拿大，其中一次就像小时候做过的脑筋急转弯题：有一座桥，全部走完要3分钟，而打瞌睡的哨兵每2分钟都会醒来逼你退回起点，问怎样才能走完那座桥到达彼岸？这段桥对于数学教授可谓小菜一碟。从美国上桥，朝着加拿大走上1分59秒，在哨兵醒来的那1秒里掉转方向，假装朝向美国走，哨兵自然会喝令蔡天新“回到”加拿大。
在南美，那里的乐趣更多：学跳各式各样的拉丁舞，学说打机关枪一样的西班牙语。去年万圣节看他在杭州的酒吧跳拉丁舞，浑身的关节都会动，就知道他在南美的时候有多疯。他对南美情有独钟，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南美与中国比较“平等”。他认为，中国人到欧洲北美，容易产生自卑，到印支半岛等地，又会变得自大。而在经济条件相当又热情好客的南美，作为旅行者是最自然的。
蔡天新以前的目标是此生走完100个国家，现在他想把这个目标提前到50岁完成。中国人出去旅行越来越容易，但剩下的20个国家天灾人祸不断，谁去都很难。华人世界里走过国家最多的当是港台的某些富豪子弟，像他这样靠住青年旅店和家庭旅馆的内地旅人，目前尚属罕见。蔡天新自认为从收入来说，他连中产的格都够不上，但他始终拥有一颗自由的心，这比什么都重要。他提醒我，明星和超女们的梦想也是周游世界。或许，他所做到的，正是众多中国人所梦想的。
请他描述一次未来最向往的行程，他回答：坐远洋邮轮，像当年的徐志摩、方鸿渐那样，穿马六甲海峡和红海，过印度洋和地中海。蔡天新坐过不少国际客轮，从美国到加拿大，从西班牙到北非，从芬兰到爱沙尼亚，从匈牙利到斯诺伐克再到奥地利。但几十天的海上旅程，在以飞机为主要长途旅行工具的今天，很多人似乎永远也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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