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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11月15日以“‘道德跃进’无助中国企业道德进步”为题，对国内99%的企业从未捐赠过一事进行了评论。评论指出，在现有道德基础上，谈中国企业要“勤于捐赠”云云，实在是脱离现实的道德大跃进。
确实，在国内现有氛围下，要求中国企业家慷慨解囊还有些困难，而要纯粹从道德标准来要求富豪捐赠似乎有点强人所难。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企业家一生必
须拿出多少财富来回馈给社会，必须资助某项社会公益事业。更何况，在当前中国，就算有富豪乐意从事慈善事业，还要因此而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中国青年报》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国富豪行善有“四怕”：一怕惹麻烦；二怕钱去向不明；三怕体制限制；四怕被指“出风头”。“怕”钱去向不明与“怕”体制限制，其指向就是慈善体制上的弊端：一是慈善机构在流程上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二是目前在我国，捐助善款数额以及由此带来的减免税款的额度太低，只有3%，而美国是10%.“怕”惹麻烦即“怕”露“富”而引发的大众的仇富心理，“怕”媒体对于一些富人的奢侈生活的热衷与沉迷，“怕”捐出钱之后被认为是“借捐助之名行销不义之财之实”。在这样一种“怕”的氛围下，我们的企业家能理直气壮、心安理得的从事慈善事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本质上来说，富豪行善，意在求名，求名的目的，则意在为自己的事业（主要是盈利性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以经营企业为主，并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的富豪，他们要倾力讨好的是消费者而不是政府，而行善是最有效的讨好行为。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只有当企业家“讨好”消费者比“讨好”官员的成本更低的时候，企业家才会尽心尽力地讨好消费者，才会真正将从事慈善事业纳入企业发展大计之中。
在中国，由于不存在遗产税，所以很多富豪就愿意积累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此外，中国现行的捐赠法律还规定，企业捐赠只有投向五家公益组织，才能获得减免税的优惠。而根据中国现行的税制设定，减免的所得税，本应为地方财政所有。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愿意企业捐赠，因为每次捐赠，都意味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因此，需要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自然会考虑其中利弊得失。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有必要对慈善捐助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给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一个宽松的税收环境。
此外，中国大多数企业家发展还不到20年，成就出来的富翁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洗礼，明天企业的命运如何还难以下定论。
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家而言，在全球化竞争压力之下，在内外资税赋差别对待的情况下，他们的生存环境并不完美。企业本身面临巩固市场、扩大再生产和资金流短缺的问题。
在这种环境下要求民营企业家从事慈善事业，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宽松的、适合民营企业家营商的、公平的市场环境。
否则，指望这些本身已是虎口夺食的业主们慷慨解囊恐怕也是不太现实。
因此，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民众，我们的政府不要仅仅停留于指责企业家如何吝于捐赠，更应该做的是消除企业家从事慈善事业的各种障碍，创造一种宽松的、适合企业家捐赠的氛围。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涌现出一大批富有良知和爱心的大慈善家。
李旭（湖北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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