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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第廿四回王婆指出，“风情”之事的先决条件是“要有闲工夫”。这与古希腊、罗马哲人与诗人所谓“爱情乃闲人之忙事”差不多算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一真理性见解的直接证据是，尽管大多数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介闲人，但即使是自己的“忙事”已闲，也总会闲里找忙，关心一下别人的“忙事”———但凡有忙得不可开交的爱情剧热播，电视机前的闲人便会增多。
据悉，一位上海的女性观众为了能够每天准时收看《大长今》，推掉了所有可能发生于电视剧播放时段的社交活动，包括与其男友的约会。虽然《大长今》并非主要提供爱情的闲忙史料，但这并不影响长今粉丝们将她的闲事变忙（我私下认为，长今是一个比较忙的人，她忙于复仇，忙于学习，忙于斗争等等，用于爱情的闲工夫似乎并不是很多），也不影响以这位上海女士为代表的观众群体将更为有价值的历史文化意义抛到九霄云外。
当然，如果爱情这个词用得过于庄重，不如把它换成“风情”。之所以要“换”，除了“庄重”本身已经变得退而求其次并技术化之外，历史尤其现实中的“风情”之事总比爱情之实在实际数量上要大，其用于“心”的花费也常比用于“胆”的消耗为巨，则可成为更为重要的人类心理方面的构成性原因。这样一来，关于“闲”“忙”的讨论可以简化为关于“大”“小”的接近于量化的分析。
“爱情乃闲人之忙事”这一表述，一方面可以由“风情乃闲人之忙事”替代，另一方面亦可进而推导出“风情乃小人物之大事”及“风情乃大人物之小事”这样两项互为补充的结论来。李商隐《为有》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留恋“香衾”的应该不光是那位“嫁得金龟婿”的女人，“金龟”本人作为男人亦当有“辜负”之意。不过，鉴于“事早朝”兹事体大，“香衾”再怎么被自家看中，也不得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然而，“事早朝”之类大人物，其所行之大事真的很忙，或者说其所行之忙事真的很大吗？
不知道从中国数千年历史“大事”中能否过滤出一些爱情经验来，但从另行沉淀的可以佐证“大事”行事原则的一条证据看，爱情似乎基本属于“无端”性存在，即使有，也差不多只能是“辜负”型的———这条证据是一夫多妻制。就算已经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精通数国语言、在西方文化环境中长大的“文化怪杰”辜鸿铭还在为之辩护。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谁见过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的？如果说一比几配比的思想可以“雄辩”地以政治制度的形式解决“大事”之余的“小事”烦恼，那么，忙于“事早朝”的“大人物”们当不会在意某一“香衾”中的被“辜负”者，而一旦“早朝”过早，是否意味着另一“香衾”会迎来“金龟”的大驾呢？早朝之上的那位更大的人物，在“三千粉黛”的簇拥下，是否能够分清何事为大，何事为小，何事要忙，何事需闲，则成为中国历史的关键。
把目光拉回到现在，我们仍会发现频繁出现的“二奶”问题。这本应被视为闲事小事，但不少大人物因此出了大事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些“大人物”之所谓“忙事”“大事”是否根本就是“无端”之事这一问题。所以，为了使王婆的理论更加完善，则需要再补充一个更为“先决”的“条件”，即要有获得闲工夫的资格
作者：胡立彪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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