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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歌曲叫《重归苏连托》。现在提到它并不是因为想谈谈与之相关的什么，而是意识流不由自主地闪现了这个歌名。我因此联想到乔伊斯笔下的人物斯蒂芬，那是个脑子一刻也不休止的诗人兼哲人，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斯蒂芬在三地客海滩散步的时候，能从古希腊哲学命题想到著名的“三地客”牛奶。很难想象抽掉意识流的成分，乔伊斯的作品会是怎样的情形。到写《芬尼根守灵夜》的时候，他已经无视语言的限制了，干脆只记录天才脑子里才会有的声音和意想。人类在发明语言的时候也许先是只考虑到给事物取个用声音标
识的称谓，并未多考虑语言的极限并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艺术家大概是最早意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的人群，于是我们有了后人称为音乐家和美术家的人群。到了乔伊斯这里，他是连音乐和美术都感觉局促了，竟梦想着用拼音文字记录人的情感和思想。
科学昌明以后，人类经过制度的安排来从事文学艺术的研究。我自己则经过30年的阅读训练发现文艺和科学并不“兼容”：科学讲究理性工具，而文艺从诞生那天起就用想象的翅膀努力争托单调乏味的理性。按照理性，人们应当为维纳斯安上胳膊，应当为《诗经》谱上格律，应当要求尼采的著作符合学术规范，应当视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为“为创作而搜集的素材”……文学艺术的评价体系千百年来始终走着一个“怪圈”：一部好的作品总是在诞生之日屡遭非难，一个优秀的作家常常是连平庸的人可以胜任的“饭碗”都谋不到。本雅明身前想去柏林大学教书而不果。天才的思想家如尼采干脆只有疯掉了事。后辈全球的平庸读书人却以这些不合“学术规范”的人的著作为题读着符合“规范”的学位，写着符合“规范”的论文，做着四平八稳的教授（博导），扼杀着新的尼采们……我对毛主席像章发誓，这些想法是在想起《重归苏连托》之后冒出来的，熟悉我的编辑一定知道我一般不发议论，只谈文学掌故的。也许是昨晚就着电视听了一场“黑鸭子”三人合唱团唱的“苏联歌曲”，今天就想起苏连托了也未可知。在我看来，好的文艺作品严冬时受用了就感觉到温暖，盛夏时受用了就感觉清凉，饥时当饱，渴时当饮，失意时是忠实的伴侣，得意时是嘹亮的凯歌。从这一点上讲，人类的理性起码在情绪波动的时候是不能依赖的，而文艺又恰恰是情绪的产物。
当年有人向钱锺书请教比较文学问题，钱说一谈起比较文学他就想起“狗比猫大，猫比狗小”，还认真地用手比画。寂寞如钱锺书、超前如钱锺书，也只能这样回答世人对文艺的好奇了。他是最早重新获得资格当“博导”，然而他拒绝招收研究生，一如后来他之拒绝在电视上当“大家”。钱先生是上下古今读了个遍的人，也只能三缄其口了。钱先生是学外语的出身，要不是郑振铎“借”他去注宋诗，恐怕他后来的“科研任务”只能是外国文学领域的，中国文学研究家是不情愿他越雷池的。然而，一个外语学得很通的人却偏偏选择母语里古奥的文言从事著述，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我又意识流地想起另一个外语学得很通的人——大学者陈寅恪，他的著作也是用了母语的文言。我们似乎从中该得到些暗示：西学和中学或许真的有不能互表的东西存焉。想在中国学术史上留点痕迹，恐怕文言这一关一定得过，还不能是泛泛肤浅的通。文言被时间证明了有经典的东西存在。我自己也是学外语的出身，几十年下来，感觉是眼界开了，语文却丢了。我自己也是文学翻译，我却从心底里怀疑外国文学的译介“有利于母语文学的创作”。外国文学的译介能使人增长知识是真的。当年钱锺书告诉散原老人说自己学外国文学，散原老人答：“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学，我们自己的不就很好吗！”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我们恐怕不能无视这种观点。何况，好的文学是根本从翻译里失去的东西，正如古诗的不能今译。乔伊斯是维柯的信徒，他相信人的历史是没有开头没有结果的东西，正如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因此人类思维的记录也应当保留原始状态，一经修饰就不是原来的思想。
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一开始想到的是民歌里的苏连托，所以试着依思维的意识流而进，完了发现比有秩序的思维更有思想的火花，于是就这样写了。
作者:广场一角◎潘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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