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嘉宾
黎建强：香港城市大学管理科学系讲座教授、商学院副院长
余乐安：香港城市大学管理科学系研究员
周城雄：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博士生（经济聊斋成员）
周城雄：有统计数据显示，跨国企业70%的收购都以失败告终。中国企业这种急于“走出去”的心态其实埋藏着一些重大的风险。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揭示了这种风险，这份报告显示“1/3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亏损”。那么，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跨国并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
余乐安：我认为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跨国并购的困难认识不足，例如在并购开始实施之前，对并购对象了解不深，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结果出现较大偏差，同时对并购的巨额资金需求所带来的融资风险和财务问题认识不足，从而使得并购过程难以实施。而在成功并购之后，也可能缺乏对公司的整合，使得并购后企业一直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和产生规模效益。
信息不对称使并购企业深受其害
黎建强：对，我有深刻的体会。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资产评估风险往往会使得并购企业深受其害。举个香港的例子，香港瑞麦国际收购讯科国际，由于瑞麦国际只知讯科国际有良好的发展前途，对讯科过度投资泰国及马耳他的生产基地，债务负担沉重导致亏损的情况知之甚少，以致做出错误收购讯科的决策。自收购之后每况愈下，瑞麦国际被迫进行债务重整，出售讯科控股权。因此，企业在做出并购决策之前，应尽可能地了解目标企业的详细信息数据，可以聘请投资银行作为并购财务顾问。
周城雄：我个人认为导致企业并购不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两个企业文化的融合。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体现在它的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对外部和内部变化的反应机制、资源配置、管理理念、技术特性等因素中，而企业文化一旦形成，都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惯性，像人体具有免疫力一样，原企业对外来的文化冲击，会很自然地做出抵御的反应，即使两个并购企业的产品和主导技术基本相同，其企业文化仍然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如果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未能有效地整合，就必然会导致很多矛盾和冲突，致使合并后的企业低效运营。而主导并购的优势企业，都有一种很强的文化优越感，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感较强，所以，企业的跨国并购，能否进行有效地企业文化整合，就成为影响并购成功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风险最为巨大
余乐安：我想你提到的是并购后的整合问题。对于并购前的风险，我倒觉得应该是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法律风险最为重大。大家知道，前一段的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居然引得美国国内的剧烈反应，甚至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联想的那次并购其实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风险：美国的国家安全调查和反垄断指责。如果最终的调查结果被认定“会威胁国家安全”，我想联想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并购成功。对于当前的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也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因此，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面临的最大的环境风险就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以及法律风险，只有熟悉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民族理念，掌握东道国有关外国并购的法律，才能从容应对。
黎建强：是的，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法律风险在企业跨国并购中非常重要。目前，世界上有60%多的国家有反托拉斯法及管理机构，但管理重点、标准及程序各不相同，给跨国并购带来了麻烦甚至相互冲突，而且使并购过程旷日持久，往往需要花费数以千万美元的法律和行政费用，增加并购成本。另外一个是劳工及环保规定。此外，还有针对外国企业而设定的行业经营限制也不应忽视，如传播媒体、国防、通讯设备这些行业的收购行为都会受到限制。因此在进行跨国并购之前，一定要了解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法律。
国内中介机构不成熟也是并购不成功的要因
周城雄：我觉得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国内企业跨国并购失败或者是在跨国并购中常常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除了自身的不成熟外，还与国内中介机构发育不成熟有一定关系。从国际经验来看，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在跨国并购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咨询、融资到评估等都离不开中介机构的参与。但我国因市场化程度不高，绝大多数企业还没有意识到中介机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国的中介机构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服务水准远未达到提供国际服务的要求，因而跨国并购只能借助于国外的中介服务，而国外的中介机构对于中国国情和企业的理解又有所不足，这样必然就会存在并购信息沟通障碍，甚至导致错误决策。因此，如何根据跨国并购的发展需要，积极培育能够从事跨国并购业务的国内中介机构，是今后一段时间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明日请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对策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