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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听张兆和先生聊天
张兆和先生一直在回忆旧事，她天真、单纯和孩子气。几只书架上都放有沈从文晚年的照片，从不同的视角上都能看见，还有满满的他的文集和单行本，但我并不觉得她被沈从
文的才华、成就所淹没。正是这一份天真、单纯和孩子气，使她毫不费力地就浮出水面。我想，她的天真、单纯和孩子气，可能会在暗处滋养沈从文
傍晚时分，我午睡醒来，妻子靠在床头，说：“《从文家书》读完了。”她把书递给我，我顺手一翻，见到沈从文的这段话：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北京城南一带，我从没有去过。从车窗里往外望去，颇有点旧事的味道。沿着红砖墙，我奇怪，怎么不是灰墙，汽车在胡同里拐弯：几棵小槐树下，坐着两位老头。一位老头穿着花短裤，很花，但花得古气，像尘封住的扬州漆器。张兆和先生就住在这一带——我与妻子是初次拜访，曾蔷牵的头。
几个月前，某出版社的编辑老曹，问我如写五四时期的作家，愿意写谁，我答沈从文或废名吧。老曹认为废名的照片、材料很少，沈从文就多，他说你就写沈从文。这是酒后闲谈，我并没往心里去。不料没多久，老曹就来和我签合同了。这本书要求图文并茂，就得去找沈从文的照片，对这类事，我很怕。尽管张兆和在苏州生活过多年，我硬凑上去的话，也算是个老乡，但我从没转过一见她的念头，因为读过她的随笔，见过她的照片，也就知足了。这回只得托人找她，求见个面。开始不是很顺利，与她熟悉的一位老前辈，把这事承诺了下来，但突然血压高住进了医院。一次同几位朋友喝酒，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才知道曾蔷与张兆和先生有来往。曾蔷是三联书店的编辑，编辑过张家姐妹的书籍。曾蔷气质高贵，为人热诚，几个电话打下来，就约好了本星期天上午去张兆和先生家里。
张兆和先生瘦小，干净，仿佛元人的一幅山水图
上午的天气，有些阴，空中已半盛着秋味。我下车，一抬头，是幢高层建筑。“沈从文先生住过这楼吗？”我问曾蔷，曾蔷说：“他就是在这里故世的。”我还是很疑惑，在我印象里，沈老先生在湘西住的是吊脚楼，在北京住的是四合院。……一些人走进楼门，手拿托着冬瓜、豇豆、西葫芦……这个时候，正是买菜的时候。蔬菜给了这幢水泥建筑一些活泼的气息。有门卫，还有开电梯的，楼道里很干净。电梯门一打开，许多年前，如果正巧遇到沈从文先生走出来——我想我会羞怯，所以也就不会向他问好。
张兆和先生见我们走进客厅，就要从扶手椅上站起身，忙被我们劝住。曾蔷喊她奶奶，我喊不出口，我与妻子都喊她张先生。张先生听说我是苏州人，就讲起她父亲，她父亲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中。她说：“我父亲常常改名，所以有许多名字。”张兆和先生瘦小，干净，仿佛元人的一幅山水图：笔细细的，墨枯枯的，平淡而又明洁。苇叶瑟瑟，有风声，但不见寒衰之意。在秋水之中，在看不见的地方，游动着几尾淡墨的小鱼，或一头赤鲤。张先生端坐在扶手椅中，已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腰板还挺直。她的坐姿一点也不显老。
山中的回声，水上的桨声，烟影，月痕。无端地，我脑子里是这些想法。
我坐在张先生左侧，中间，隔着件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高大，长方，裹着块蓝印花布，以至我不敢把茶杯放在上面。我把茶杯放在了脚边。弯腰取杯，被张先生看到了，她说：可以搁上面。拙厚的瓷杯，在蓝印花布上，像翠翠梦里的边城。事后我想。
说起汪曾祺，张先生落泪了
张先生说，她小时候调皮，不爱上学，但到了学校，就高兴了。学校有个大平台，她就跑到平台上去唱歌跳舞。唱情歌。我没听清她讲，是保姆还是高年级学生，教了她一支情歌，逗她，她也不懂，搬起把小板凳，坐上平台放声高唱。平台上有栏杆，高高的，只有她一个人敢在栏杆上走，边走边笑。张先生说，她还留过级。我问在小学还是在中学，张先生想了想，没有回答，大概自己也忘记了，接着就对我说她上课时吃烤白薯。
“烤白薯，苏州话讲烘山芋。”我说。
“对，对。苏州有许多小吃，”张先生说到这里，望望我，我一时竟报不上其他小吃的名来，愣在那里。写作此文时，我想了起来：苏州有玫瑰西瓜子、薄荷粽子糖、松仁粽子糖、枣泥麻饼、烫白果、扦光荸荠……冬天的街头，看买卖扦光荸荠的，心里会温暖。扦光荸荠像北方的糖葫芦，也插成一串。一串又一串扦光荸荠，在小铅皮锅中滚煮，底下烧着小炭炉。“扦”——吴方言不说“削”，说“扦”。扦光荸荠，就是把荸荠外皮削净的意思。
“上课时吃烤白薯，烤白薯真香呵，我才咬了一口，整个教室就全是烤白薯的香气。女老师闻到了，就查，她只查课桌，不知道我把烤白薯藏在了口袋里，嘴闭得紧紧的，含住刚咬下的那口，来不及咽下。这女老师看上了我父亲，后来成为我的晚娘。”
晚娘即后妈，是合肥话。张兆和先生祖籍合肥。
张先生的二媳妇进来了，招呼张先生喝水。我就向她说起沈从文照片一事。张先生年纪大了，不管事了。二媳妇也就是虎雏夫人，她说，最近在编沈从文全集，太忙，没有时间整理照片。张先生听到说全集，就落泪：
“汪曾祺是个好人，这样得力的助手，也死了。”
看着张先生落泪，我很窘迫，竟默然无语。
虎雏夫人拿来手帕，张先生接了过去，眼泪在擦拭之下越流越多了。
提起沈从文的全集，张先生又咽泣了
张兆和先生读书时住校，一个晚上，她见到月亮特别大，就跑出宿舍，到操场上去跳舞。
张先生说，同学们都很喜欢她，有一次，同寝室的人都快睡着了，不知是谁想起了她先前说过的话，一学：“蚂蚁到底有没有鼻子？没有，怎么能嗅得那么远？有，我又怎么看不见？”大家就都笑醒了。
高年级同学拣到一只狗，送给了张先生。“这只狗鼻子、耳朵、眼圈是黑的，身体和尾巴都黄黄的，漂亮极了。我给它取名‘阿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的名字。我整天追着它跑，踩上‘阿福’的尾巴，我摔倒了，那次摔得真疼。”
张先生说到这里，语气一变，我也感到了疼，还有回想时的快乐。我想起我自己了，曾骑上一头山羊，还没抓稳羊角，山羊就猛跑起来，我在羊背上摇晃了几下，被摔在了河滩上。河滩上春草弥漫，疼过之后，我看一切的羊都是绿油油的了。这时，张先生又说起夏衍的猫：
“……文化大革命快要爆发的时候，夏衍家的猫突然不见了。文化大革命一结束，猫又回来了……绕着夏衍的住房转了几圈，然后一头栽倒死去。这时夏衍已搬了家。……那只猫是狸猫，所以夏衍后来一直喜欢养这种猫。”
曾蔷示意我再与虎雏夫人谈谈沈从文照片使用与商借一事，我又前因后果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怕她不放心照片，我说只借一天，翌日即可归还。因为很方便，我能扫描入盘。虎雏夫人想了想，说，照片现在在出全集的那个出版社。张兆和先生一听到全集，就又说起汪曾祺，就又咽泣了。我忙轻声地对曾蔷与妻子说，给老人转一个话题，不能再让她伤心了。我已感到不安。妻子与张先生谈编辑工作，她们是同行。曾蔷说起陈白尘的一本书，其中写到当初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给毛泽东写信之类的，就让张兆和写，因为她的字最好。张先生听了，摇摇头，连连说道：“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张先生天真而充满孩子气
那天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听张兆和先生说着旧事——张先生说：“西南联大跳蚤很多，有一次，我抓到一只，就揪下根头发，把它系住了。头发在手腕上绕了一圈，跳蚤就顺着头发，在我手腕上咬了一圈。”说完，张先生望望自己的左手腕，还用右手小拇指挠了挠它。张先生继续说道：“我小时候是够调皮的。”虎雏夫人打断她的话，说：“在西南联大，你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已在教书，不是小时候了。”我对能用头发系住跳蚤感到兴趣，妻子与曾蔷也有兴趣，只是觉得不太可能。
“是臭虫吧。”我问。“不稀奇。”张先生答道。
言下之意是用头发系住臭虫，有什么稀奇呢。臭虫的个头太大了！
张先生给我们演示着，边演示，边讲解：揪下根头发，一端用牙齿咬紧，一端去系按住在手腕上的跳蚤，要系住跳蚤的脑袋。跳蚤咬得我很痒，我就是不舍得捏死它。用头发系跳蚤，太难了，但我还是系住了它的脑袋，其中似乎有天意。
张兆和先生一直在回忆旧事，她天真、单纯和孩子气。坐在客厅里，几只书架上都放有沈从文晚年的照片，从不同的视角上都能看见，还有满满的他的文集和单行本，但我并不觉得她被沈从文的才华、成就所淹没。正是这一份天真、单纯和孩子气，使她毫不费力地就浮出水面。我想，她的天真、单纯和孩子气，可能会在暗处滋养沈从文，另外，她的认真——不无任性的认真——近期的家庭刊物《水》寄发了四十份后，发现其中有个错字，张兆和先生就要求收到者都寄回给她，她要把这个错字改掉。这事是听虎雏夫人说的，后来被儿女们劝阻了。虎雏夫人说：“都是打印稿，这么厚，来来去去要化多少邮费。”
告辞之际，我给张先生一本我新近的散文集，其中谈到了沈从文。她说交换吧，就起身走进书房，不一会儿出来，拿着一本《从文家书》。虎雏夫人让我留下名片，说照片的事与虎雏、龙朱商量后再说。我没有名片，就让妻子留下一张。我想，我已与什么失之交臂了，或者说缘份没到吧。
回家后觉得很累，既怅然若失，又如释重负，我冲了个凉，饭也没吃就午睡了。醒来，听见妻子说：“《从文家书》读完了，觉得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确彼此相爱，但两个人的婚姻却并不和谐。婚姻即使对大师来讲，也是日常生活，他们没有找准角色感。沈从文需要包容性很强的女人，比如像姐姐似的，而张兆和天性活泼单纯，总是个孩子，她作为女人的一面，深处的一面，并没有被沈从文唤醒。”妻子边说，边从《从文家书》中引出一些句子，读给我听。
我有点走神，想着夜晚怎样给老曹打电话，让他同意中止合同。如果要我赔偿，我只赔得起一只北京烤鸭。
作者:车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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