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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停止了——读《伤心碧》
李君维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曾长期缺席
作为一位小说家，东方这个笔名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显然是非常陌生的，而提起他的本名李君维，知道的读者就更是寥寥无几。虽然李先生堪称文坛耆宿，但因为他在现代
文学史上的长期缺席，他的文学成就与他所遭受过的待遇却极不相称，以至时当二十一世纪之初，当李先生的作品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时，人们一方面对他的文字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则对作家本人充满了好奇之心——在我们面前，李先生，或者说东方，作为一位文坛失踪者的形像也开始逐渐清晰起来。《伤心碧》是我所读到的第一部李先生的小说集，其中既包括《绅士淑女图》等作者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代表作，也收录了《伤心碧》等数篇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作品，基本囊括了作者已经发现的所有集外中短篇小说。初读李先生的作品，很难想像这些精雕细镂的文字竟然出自一位男性作家之手，小说中的故事既细腻、又琐碎，耳濡目染之间，将旧上海中上层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男女情爱，描摹得体贴入微、毫发毕见。作者显然非常熟悉自己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对俗世生活中家长里短的琐事纠葛也看得相当分明，那些曾经与他朝夕相处过的男男女女，那些上流社会的衣香鬓影，时尚女子的骄横与霸道，家庭主妇的势利与精明，以及没落的旧家，失意的弃妇等等，在他的笔下写来显得格外得心应手、生动传神，而他的文字虽然不乏欧化色彩，却又分明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蕴涵其中，读来“一如一幅色彩厚的油画，裱装在中国的宣纸上，阔阔地腾出了一片白——艳丽下有了冲淡的底子”。李先生步入文坛的时间适逢乱世，但他早期的小说却很少显现出当时的时代背景，他虽然偶尔也会现身说法，但在多数场合他却更像是一位旁观者，以客观叙述来展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对人物与社会并不轻易作出臧否与评价。他后期的小说则常常截取一个小小的人生片段，以之表现浮世的悲欢和忧喜，虽然其中并没有多少故事，但在语气之中却隐藏着一种流水落花般的失落和无奈，蕴涵着作者对于人生无常的伤感与悲悯。
他与张爱玲有诸多相似之处
李君维步入文坛的当年，就有论者敏锐地指出了他与张爱玲之间的承袭关系，的确，无论是看小说所表现的内容，还是看文字之间冷漠与尖刻的语气，前者与后者比较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李君维的小说《牡丹花与蒲公英》，即使一看题目，也能够让人马上联想到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比喻，所谓“一个男子在一生中至少碰到两个女子，一枝牡丹花与一簇蒲公英。牡丹花雍容华贵，花中翘楚，供在明瓷蓝花瓶里，回眸微笑，顾盼生姿，但是没有人敢掐它下来。于是，她在花瓶里老了死了。地里长满了蒲公英，她不太美，她不被人注意，可是今年开了，明年她还要开，一直生存下去，结实地生活下去。”像这样的句子若是放在张爱玲的小说集中，也果然会达到一种乱真的效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原是一个新旧杂陈的东方都市，虽然表面看来不乏“彩色的旋涡、闪烁的霓虹、诱惑的广告、熠熠的明星、沁人的脂粉、嘈杂的市声”，但骨子里却仍然不脱传统文化阴湿与腐败的气息。所以，不管是张爱玲，还是李君维，他们笔下的人物多是西化与传统的矛盾统一体，小说的故事也总是笼罩在一种大厦将倾的悲剧性气氛之中。虽然李君维晚年的小说对世态人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但在风花雪月的背后，其灰暗的底色却是一以贯之，他的理想与事业、情感与追求，均留在那个繁华而又荒凉的年代——作为一位出色的小说家，李君维定格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诚如作家本人所言，他的手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停止了。
陈子善先生曾经在一篇名为《不要忘了东方》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近年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张爱玲，张爱玲当然值得而且也应该不断的言说，但像君维先生这样风格独具的‘张派’作家也应该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其实，只要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总会有浮出水面的那一天，人为的抹杀只能起一时之效，却决不会永远遮蔽住读者的眼睛，这或者正是历史的公正之处吧。
作者: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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