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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的状态说，律师、法官在一个社会中一枝独秀，未必让人舒服。柏克也批评过，律师的职业会让人眼界较为狭窄，总是拘泥于技术的问题，而对政治问题缺乏宽阔的视野。
不过，这种法律精神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法律家们擅长于以技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从而使政治问题可以化解于无形之中。比如说，制宪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大概只有具有法律精神的美国制宪者，把它搞得像一次专业的政治学研讨会。
美国制宪者当然不是大学教授，他们是政治家，背后都有不同州或不同群体的利益。不过，所有这些利益诉求，都不是那么赤裸裸表达出来的。制宪者们的发言，大体上都是运用了宪法语言、法律语言。而且，严格地按照会议规则进行讨论。
制宪会议开幕选举出主席之后，第一件事是制定会议规则。为此，代表们选举了一个会议规则起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个规则，经过辩论修改后获得通过。由于这些代表大多数受过法律训练，因此，在制宪会议期间，他们就跟在法庭上那样，一个人陈述完毕，他人附议或反驳，随后提议者再进行答辩。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一个问题获得解决为止。大多数条款就是这样形成的。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轻易解决。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制宪会议差点谈崩。这时候，总会有代表提议，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再供会议讨论。律师们知道，大家七嘴八舌，容易煽动激情，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小范围讨论是容易达成妥协的。律师们本来也知道妥协的艺术。
胡适先生曾经恳切地表示，中国人要搞民主，先得学会开会。因此，在美国留学时，就特别注意美国人的开会，并实际主持过学生俱乐部和学生会议，以亲身体验民主的议会程序。不过，大半个世纪之后，有识之士还是抱怨，“严格地说，中国人还是连会都不会开”。
其实，这似乎并不只是中国人的缺点。当年，法国人摧毁了巴士底狱，开始立宪，为此成了国民议会。一位热心的英国人萨缪尔·罗米利爵士（SirSamuelRomilly）专门派人送来了描述英国议会惯例的文件，告诉这些国民会议代表们如何开会。但浪漫的法国人觉得这些东西太繁琐了，革命哪能婆婆妈妈。
美国制宪会议代表精明地知道，什么时候该利用小型委员，寻求这种方案。而国民议会却废除了三个小型委员会，因为，这三个委员会是闭门进行讨论的，巴黎人觉得，这太不民主了。在读过卢梭的著作的人看来，代表们关起门来讨论国事，完全是对选民的背信弃义。于是，国民会议就成了一个广场，谁的说法最煽情，谁就可以左右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当然是理性隐退，激情泛滥。
开会的实质是用理性的辩论取代枪炮之争。但是，假如开会者缺乏法律精神，会议缺乏规则与程序，就必然由强者、声音大者支配，开会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五文弄墨◎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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