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初,在香港举办的“名牌2004———亚洲魅力”论坛上,Gucci总裁明尼科·迪梭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亚洲的奢侈品品牌现在还不可想象。”
这种观点似乎代表了许多顶级欧洲奢侈品品牌的看法。LV总裁YvesCarcelles也强调:“当顾客购买我们产品的时候,他们企盼的是西方的品质。我们品牌的神秘性与产地是紧密
相连的。即使越来越多的时尚奢侈品出产于亚洲,我们也不想改变这一点。”Prada总裁PatrizioBertelli说得可能更过分一些:“Prada的工人要流着意大利文化的血液。”
但是,无论Gucci,还是LV,他们对中国制造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生产不出和欧洲一样质量的产品,而是认为许多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时装业顶级品牌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它让“中国制造”看到了一些类似于“死结”的问题。
5月25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经济高峰会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困境:“中国的工厂在制造一切,但是产品利润从制造向创造的转移,让中国企业在代工环节的获益微乎其微,而且世界市场能否顶住每个国家的政治压力持续地向中国开放?”
这一质疑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对英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的工业革命”的反思上———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在经济开放的20多年来,直接地被“中国制造”的工业革命所牵动,问题是“中国制造”走过了20多年,形成了所谓的“工业革命”,但是并没有产生统一的工业文明和工业文化。
事实上,现代工业文明自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就一直推动世界工业的进程,这种文明主要是指工业文化和工业思潮在现代工业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创造力,并且与每个国家的本土特色和民族文化互相兼容。
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对欧洲后来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设计、文化、创意等方面的推动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种创造源泉也不断演进,比如由意大利逐渐向法国演进。这些国家都坚持了自己的工业文明的特点,中国的企业实际上也应该坚持把中国文化和民族特质的色彩,融合到工业产品和企业品牌的创建中,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其他国家。登喜路一看就是英国绅士和贵族的文明和文化气质,这种东西是我们无法拷贝、无法模仿的,中国企业也没有必要模仿。
作者:胡立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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