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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汉语大词典》最年轻的编纂者之一；他是“文革”后我国第一部对海外发行的巨著《中国科技史探索》的编译者；他曾参与编写汉语界最权威的成语辞书《中国成语大辞典》；他著作等身，获奖无数；他二十年前南下深圳，如今偏居一隅，醉心于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诠释——
斯英琦：归隐儒林十年注经典
◎李胜陈美寿文／图
一场暴雨过后的夏日上午，比约定提前十分钟叩响了斯英琦先生的家门，先生开门时显然没有准备停当，第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我的时间像葛朗台的钱袋一样总是有点紧”，待我们落座，又匆匆回书房处理一番事宜。计划分明、惜时如金，又不乏自我调侃的幽默感，这就是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
访问开始之后，一谈到经史子集，先生立刻神采飞扬，手舞足蹈，一番酣畅淋漓的谈天说地、纵论古今，而我们则随着先生的高谈阔论，思接千载，神游万里，几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之势。待回过神来，光阴飞逝已近下午2点，辘辘饥肠竟然毫不知觉，方才领会到“听君一席话”原来不止“胜读十年书”，还管一餐饱饭的奥妙奇趣！
四岁开始遍读《四书》及经史
知道斯英琦，很多人都是因为见到过这个赫然列在辞典巨著《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人员名录中的名字，但可能很少人了解斯英琦早年迥异常人的求学经历和他的深厚家学渊源。
斯英琦，194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斯继唐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作为章太炎大弟子黄侃的门生，东渡后师从西村真次主攻人类学，母亲张承慧则求学于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文学，师从有“日本的屠格涅夫”之称的佐藤春夫，可谓家学深厚。斯英琦4岁开始，家中就设立私塾，从此他开始接受程序严谨、方法考究的传统人文教育，以《论语》发蒙，后通读《四书》，再后遍读《史记》、《汉书》、《通鉴辑览》、《文心雕龙》等文史经典。家塾传统，自新文化运动后就日渐凋零，而在1949年仍在承继国学教育传统的家庭，少之又少。而正是这一段早年经历为斯英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也使他成为上世纪4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中少有的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的学人。忆及当年经历，斯英琦感佩至今，用他自己的话概括这段学习的影响就是，“由斯缔结终身崇仰儒学之情；由斯而明悟知人论世之文史通识；由斯养气、养笔，酸腐无可救矣”！
20岁的时候，时代把他带到了安徽的黄山茶林场，这一呆就是13年。这一段“岁月不可谓不短，经历不可谓不曲折”的时光中，斯英琦的印象是“收获不可谓大”。伐柴薪、砍竹子、采茶叶、埋炸药、采石方……一介布衣抡着18磅的大锤在荒山野壁挥汗如雨，远离字字珠玑的圣贤之书，惟有骄阳黄土相伴。回首这段往事，斯英琦早已豁然，“虽然对身体伤害很大，但却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学会了坚强。”然而，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他依然用尽一切办法藏下一些书，爱伦坡的英文版小说就曾是他惟一的精神寄托。
33岁参与编写《汉语大词典》
阴霾总有尽散时，阳光总在风雨后。
对于斯英琦，生命的阳光出现在1978年。那一年，国家开始招考硕士。而更重要的是，招生条件中没有对考生的出身和家庭背景作限制，斯英琦终于有机会通过这条路走出茫茫林场。
“当时知道硕士生招考的政策时，我就像在黑暗的峡谷中看到一线天光”，于是没有上过一天大学又在林场蹉跎了13年青春的斯英琦毅然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硕士生，早年奠定的深厚国学基础终于让斯英琦在考场上有了用武之地。古文翻译一科，他得了满分，日语他考了97分，才惊四座。当时招考有规定，考生必须提交一篇论文，终日在林场与镰刀铁锤为伍的斯英琦连最起码的书籍和资料都没有，更不用谈调查研究完成论文。万般无奈之下，斯英琦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拿起毛笔工工整整写下楷书、隶书、篆书和甲骨文并列的四体千字文，以证明自己的学养。当时的主考中不乏有识之士，就凭借这4000个书体字，斯英琦顺利过关，最后他被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录取为硕士生。
回到上海准备求学之际，正逢百废待兴之初，《辞海》编辑所为编纂《汉语大词典》招贤纳才，主持编纂的都是老一辈的饱学之士，如王力、吕叔湘、江亮夫、陈原等先生。33岁的斯英琦踌躇满志地参加了面试，几番对答下来，老先生们就喜欢上了这个博闻广识的年轻人——斯英琦早年所学甚广，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涉猎，外语也很出众，而《汉语大词典》又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词典，涉及各个领域。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斯英琦由此弃学就业，成为《汉语大词典》编辑部中年轻的一位编纂者。
一生所满意的四项成果
对于斯英琦而言，在上海编纂《汉语大词典》的日子，无疑是一生受益无穷的的一段时光。在这个云集了当时国内学界泰斗的方寸编辑部中，每天与大师们的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令斯英琦在为人治学上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次高峰。谈到那段时光，斯英琦目光中充满了神往，“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教益太深太深，常常你几个月几年苦思不得其解的重大学术问题，老先生们一两句话就能让我茅塞顿开，幡然顿悟”。
在编篡《汉语大词典》的同时，斯英琦又参与了“文革”后我国第一部对海外发行的学术巨著《中国科技史探索》的编译，领衔的不乏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朱东润、上海交大校长李国豪等一代大儒及出版界元老吴铁声先生等。这是一部由多种外文编排的著作，斯英琦家学深厚的日语、英语都大彰其益。在这期间，他又边学边用，学习了葡萄牙语、朝鲜语。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科技史探索》当时成为新中国向国际学界展示一国学术成就的窗口，受到各国学术大师的好评。至今，斯英琦仍然保存着一部由李约瑟亲笔签名的原版《中国科技史探索》。七年编辑生涯之后，1985年斯英琦又乘改革开放之风，来到深圳大口呼吸新鲜的自由空气，一边治学一边教书，至今一晃已是20个春秋。
“面上看得见的成果，我自己评价，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只有四件事。”当我们请斯英琦简略概括一下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时，斯英琦在书房中捧出了四部书。第一部是《汉语大词典》，第二部是《中国科技史探索》，第三部是《中国成语大辞典》，第四部是1996年出版的儒学研究著作《古老常新的铜镜——儒学理想与现实人生》。此外，斯英琦认为值得记忆的作品还有1980年个人名义出版的第一部译作《从传承到文学的飞跃——〈竹取物语〉与〈斑竹姑娘〉》、在深圳的文学批评文集《观塘集1990－1996》以及任教后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教材《写作新论》。
最近十年：潜心重注儒家经典
来深圳后的前十年，斯英琦任教之余，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因文风犀利而闻名一时，也因此得罪文学界不少学人，一度被讥为一个“极端的”文学批评家。回首当年的这段历史，斯英琦早已释然于胸，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只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不取宠献媚于任何一个人，而往往一个讲真话的人总难免被指为极端”。而最近十年来，斯英琦鲜有论著现世，也很少抛头露面参加文学界的一些会议。很多人都在疑问，斯英琦在做什么？
事实上，这最近的十年中，斯英琦从未停下治学研究的脚步，而是独守在书房中，潜心从事儒家经典的整理、注释，研究传统儒学的现代性问题，有时也将自己的研究所得在一些小规模的场合中宣讲传播。
“我这一生，儒学是我的根，也已融入我的生命，能静静做我的学问，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斯英琦说，多年以来，他还一直在进行传统儒学的现代性问题研究，到今年3月，他的研究所得已化为200多万字的四部书稿。
作者:◎李胜陈美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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