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桌上堆满有关张之洞（1837~1909）的书，这位文襄公的形象老是在我脑海中翻腾：长髯，清癯，夜以继日地工作；登上历史舞台时是翰林院以敢言著称而又不无迂呆气的清流派；几经历练成为影响巨大的封疆大吏和推行自强新政的重镇，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文教无一不在视野之中；他的成败得失一一刻上历史的纹理；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武汉、南京等处，政绩、遗泽至今历历在目。这不是一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晚清史的侧影吗？
绝不用权势捞钱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驾鹤西去，差一个月才满72周岁。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他为之鞠躬尽瘁的大清帝国走完了自己的历史行程。张之洞及时谢世，没有陷入辛亥革命前后的风波，对个人而言也许是幸运的；而就清皇朝来说，多一个经验和威望都高出同侪而又敢于直言的大臣参与机要会带来什么？那就留下不少想象空间了。
撇开这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张之洞与以78岁高龄辞世的李鸿章不同，生前身后人们对其操守都倍加赞扬。
首先是清廉。他运用手中权力，竭力使一些衙门清廉一些，把各衙门中饱的一些钱财挤出来用于公共设施建设或其它公共支出。例如，盐商按惯例要给两广总督署和盐运司署送规费；他革除这个陋规，把这笔款项用作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的建设资金。而“裁粤海关陋规银二十四万两，悉以发善后局充饷”，军费得以增加。于是，他留下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初到粤时，藩（负责财政和考核文职官员的布政使，俗称藩司）库存款不及五十万，善后局欠债无算。临去粤时，存现款银正项银二百万两、书院书局杂款银五十余万两，皆存汇丰，藩库所存在外”，面交给新任两广总督李瀚章。“之洞在鄂前后用财达数仟万，皆取诸中饱，故民不知疲。”严格说来，“皆取诸中饱”和“民不知疲”都不准确。光是建设汉阳铁厂的资金就东挪西借，张之洞为之伤透脑筋，不是靠挤取“中饱”完工的。但颇多“取诸中饱”却是与当时的风气迥异的事实。
更令人为之心折的是，这位封疆大吏以不惜花巨资建学校、工厂和其它设施著称于世，但他绝不利用权势捞钱。做地方官以后，“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遗礼物。”在贪泉泛滥的大清帝国，从紫禁城内到亲王、大臣和各级地方官，收各种节敬、红包、礼物和手下人收门包等等，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习惯。裨官野史中不乏这样的记载：即使亲王巴结慈禧，给她送礼，因为没有给太监塞红包，礼物也到不了慈禧手上。张之洞尽管不能不孝敬上司和赏赐上司的门丁，自己却不沾陋习，可谓难能可贵。与他同时的史家、学者异口同声说他“殁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而已。”“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身为张之洞幕僚二十多年而又直言不讳的辜鸿铭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在即将坍塌的末世王朝，这是极为罕见的。
勤于政事，一身正气
其次是勤政。“公在晋三年，劳顿过度，心忡气喘，须发多白。”“勤于政务，无片刻暇，诗文皆辍笔。”在此后的生涯中，勤奋本色一直没有改变。在他幕下九年的陈衍说他：“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
再次是在对外战争中一贯持强硬态度。作为饱受欺凌的弱国，19世纪中叶以来，对外强硬还是妥协、退让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分界线；前者是，后者非，泾渭分明。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中，张之洞是坚决的主战派。1884年6月署理两广总督，统筹前线军事；11月底奏请起用冯子材，85年3月24日冯氏率军在镇南关击败法国侵略者，进而攻克谅山等地，在19世纪中国的对外战争中取得空前绝后的一次重大胜利。在90年代的甲午战争中，他不但坚决主战，而且在马关条约订立后仍不死心，不顾清廷禁令，拨款、运械，支持刘永福、唐景崧领导当地军民抗击日寇。尽管从战略角度看，张之洞的上述举措不无可以讨论之处甚至并不足取，但其中体现的道德义愤和反抗侵略的正气却是深得人心的。
不拉帮结派，蓄意巴结
张之洞还有一个深得人们称许的品格就是不拉帮结派和蓄意巴结掌握权势的人物。史家称他“生平独立无奥援，惟高阳相国李鸿藻稍左右之。他弥留之际在发“亡国之叹”的同时，自“言一生不植党”。大体符合实际。
史料中也有不少指摘张之洞道德缺陷的记载。有的直截了当说：“之洞佞巧，善迎合”，“鸿章盛时，之洞依附之独谄”。说到他对慈禧的巴结，记述者言之凿凿，但大都说的是生活方面的讨好，不是国家大事决策上的迎合，这就算不上“佞巧”之臣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坚决主战是张之洞出自内心的选择，而义和团事件中，他就坚决抵制慈禧的倒行逆施了。至于他和李鸿章之间，政见不同之处（如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双方都直言不讳，各持己见；其它方面大体上合作无间；两人都显示了大臣风范，说不上谁对谁的“依附”和谄媚。此外，还有为人圆滑之类的记载，无伤大雅，不值得细辨。
真正值得指摘的是他对鸦片的态度。同刘坤一等许多清代高官一样，他吸吃鸦片。消息灵通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写道：“他（张之洞）反对吸鸦片烟……可是他本人却从鸦片烟枪中寻找安慰，或者更确切地说寻找性的刺激。”“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
不过，评论一个高官大吏的成败得失，道德因素虽然重要但不是主要指针。必须把他们放到历史发展的大框架中去审视。
力倡废除科举，涤清“官道”
总结近代中国改革的成败得失，尽管当官者喜欢把失败归诸民智未开，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官智未开，愚昧加上以权谋私，才是改革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1901年8月，朝廷命令废除八股考试，科举、岁科试和童试基本按戊戌变法时颁布的制度进行。9月，朝廷又命令切实整顿京师大学堂，并按戊戌变法时的规定将书院改为高等、中等和初等学堂。全国性现代学校系统的建设从此开始。朝廷的命令颁发后，各地的书院迅速组建为新式学堂。”而这正是吸纳包括张之洞、刘坤一奏议在内的成果。
众所周知，催促清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的是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个改革是20世纪中国改革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至今还有一些时贤颇有微辞，鄙意以为多半是没有足够根据的书生之见。
1905年8月30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领衔，张之洞（湖广总督）、赵尔巽（盛京将军）、岑春煊（署两广总督）、周馥（署两江总督）、端方（湖南巡抚）会衔，上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停科举始。”因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两天后，朝廷立即批准这个建议，决定本应第二年开考的中央和各省的科举一律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
这项改革不但一举把中国的青少年从早已过时的知识体系中解放出来，为大量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打开了信道，而且过渡的措施稳妥，没有引起任何社会动荡。这些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原有秀才，或是鼓励他们到学堂学习；或是仍然按原有三年一科的制度，适当变通考试的内容，通过各种考试，使之可以得到做官的资格。但申明只限三科，十年后就不考了。二是新式学堂毕业生和留学（当时叫游学）归来人员，通过考试，也授予举人、进士等称号。
固守“中体西用”，大办教育
这次废除科举制度，要是说有什么弊端的话，那就是在新式学堂中保留了过多的经学。这份经过朝廷批准的奏折规定：“今学堂奏定章程，首以经学根柢为重。小学、中学均限定读经、讲经、温经，晷刻不准减少。计中学毕业需读十经，并通大义。”据有关学者研究，中学读经所占课时比重，竟高达25％，“而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为每天两小时，分别占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课堂教学总时间的40％和三分之一。”这样的规定在时间上固然给学童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那种意识形态灌输对其思维方法的毒害，更是后患无穷；这些都对文化、学术发展非常不利。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由当时主流文化状况所决定的。张之洞的言行就体现了他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不变的中体西用思想，即固守传统价值观与力图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文化取向。1884年出任两广总督后，他在广东办铸币厂、枪弹厂（石井兵工厂前身），造浅水兵轮，建码头，挂电线，如此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但在文化教育领域，他把重点放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在两广执政五年半，他费力最多的是于1886年创设广雅书局和1887年创设广雅书院；前者以刻印古籍为主，后者也以修习传统经史为主。其实，当时广东修习传统文化的书院遍布各地，广州的学海堂、越秀书院、菊坡精舍、应元书院、越华书院号称五大书院，更是其中佼佼者；这些书院也有刻书的传统。它们完全可以担负广雅书局、广雅书院的任务。而广雅书院大体上是两广总督阮元1820年创办的学海堂的翻版。就当时最为急需的西学来说，张之洞1887年设立了电报学堂，但在各省中仅比台湾早三年，倒数第二！张之洞离开广东以前，还通过驻外使馆请来一批外国教习，打算在广雅等校开设西学课程，但接任的李瀚章嫌麻烦，干脆让他带到湖北去！
此后十多年在湖广总督任内，张之洞办学的热忱不减。如果加上60年代出任湖北学政，他在湖北当官20年，共计办了各类学堂40间左右。据1907年统计，湖北全省有各类学堂1512所，在全国名列前茅。
派更多的人出国留学
张之洞办教育有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一是特别强调专业技术教育。
以上述40间学堂来说，除两湖文高等学堂（由经心书院改名两湖书院再改名而成）和一间文普通中学、五间小学堂外，80％都是工艺、农务、外语、师范、军事等专业技术学堂。为了办好这些学堂，张之洞不惜重资聘请外国教习，提高了教学质量。这些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对当时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其中军事教育成为仅次于北洋的重要基地，推动了各省新军的编练。
二是特别注重派人出国留学。
他在《劝学篇·游学第二》中写道：“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在当时条件下，这是非常大胆而又适时的论断。他不但这样说，而且付诸行动。“据光绪三十三（1907）年统计，留日学生在全国各省共计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当时有先进省之称。”
三是特别努力监控学生的思想。
他在1902年的一份奏折中提出“防流弊”的三条措施：“一曰幼学不可废经书。”“二曰不必早习洋文。”“三曰不可讲泰西哲学……中国圣贤经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余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这些主张无非是他一贯倡导的中体西用方针和力图控制学生思想的具体化。要现代科学技术，而拒绝价值观念现代化，是19世纪以降许多专制统治者的共同信念。而且他们对自己坚持的价值观非常缺乏自信，因而动辄使用手中权力，冀图用强制的办法迫使他人接受。不幸，张之洞也在这个泥淖中打滚。
这位封疆大吏以不惜花巨资建学校、工厂和其它设施著称于世，但他绝不利用权势捞钱。做地方官以后，“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遗礼物。”在贪泉泛滥的大清帝国，从紫禁城内到亲王、大臣和各级地方官，收各种节敬、红包、礼物和手下人收门包等等，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习惯
今日讲者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
作者:袁伟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