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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会的场所他是话不太多的人，喜欢独自在一边抽他的“红梅”烟。我总觉得这个牌子与他父亲梅兰芳有什么联系
几天前，我和同事小孙把美国研究所“三架马车”硕果仅存的梅绍武先生送往广安门中医院。77岁的老先生一个月没有吃固体食物了，靠营养液维持着生命。“什么都不吃。”刚进门夫人屠珍焦急地对我们说。梅先生20年斤掉下去，的确跟半年前开“马车的另一架”
施咸荣先生的纪念会的时候不一样。很难想象再让他在会上发言了。坚持不上轮椅，并且走的时候要去整理书桌，屠珍先生一把抢过扔在窗台上：“你就别再管了！”我一瞥最上面一本《世界文学》，顿时觉得编者们应当为此动容。
在候诊大厅里，话题依然离不开本行：“上个月《中华读书报》报道我的文章看了吗？”。我回说：“董乐山那期有一篇文章是我写的。”我劝他以后只看看书，就不要再动笔了。“不行啊，纳博科夫的《普宁》和《微暗的火》注解下星期译文社等着要呢！”我怕他讲话耗神，对他说我讲，他听。我跟他说这些年看二手书很吃亏，现在是情愿牺牲信息，也只看经典的老书了。梅先生从报纸上知道我搜罗老字典，问我对“签名本”感兴趣吗？我突然觉得一个人在体力走向衰微的时候，开口是只想谈念兹在兹的东西。我猛然发现在等挂号的半个小时里我们的话题居然只有书，并且不是刻意而为的。屠珍夫人一定会责怪我吧，假如她看见我用没用的书来消耗先生的体力。然而，我知道先生不是在找话题应付我，一息尚存，我觉得他念念不忘的倒真是他的文学和翻译呢。跟已然驾鹤仙去的董先生、施先生那两架“马车”相比，梅绍武先生是更纯粹的文学翻译家。我虽然不常去打扰他，但仅有的几次会面至今想起来都是在谈书。《王尔德全集》出版后，我受武平兄之托给他送样书，他其实猜出来第二套样书武平兄当谢忱送了我了，然而并不点破。我至今仍然感念这种豁达和通透。在开会的场所他是话不太多的人，喜欢独自在一边抽他的“红梅”烟。我总觉得这个牌子与他父亲梅兰芳有什么联系。即便是接过他递来的烟，我也不曾开口问他。我跟梅先生的交往始终象一杯淡水，回过头来才品咂出点味道来。直接谈到我的话题是一次我跟所长去探望病中的他，他向所长夸我：“他也写得不少。”这次聊天我说再也不会有你们这样的翻译家了：“我们这代人缺少使命感。文字审美的趣味以后也不再有了。”“你就不错嘛。”我倒真想听他对时下翻译文学的看法。然而，我知道他是厚道人，不会批评人的，文章里也从来没有董乐山先生的激烈，会下也不会像施咸荣先生那样对文学发表畅快淋漓的看法。他只喜欢闷头抽烟。
我是在送梅先生去了医院后自己去一个小诊所拔了一颗牙之后感到病痛的无奈的。“多病所需惟药物。”是陈乐民先生告诉我的。两片消炎药下去，体内的白血球和炎症奋战到你身体发热、早早醒来。这个时候你是不需要注解也能明白史铁生的《病隙随笔》说的是什么。你才会明白什么叫见一面的机会难得。冯亦代先生最后的身影印在我脑子里的是从书桌走到床铺，床边是顶天立地的书架。三架马车都是他的朋友。我突然发现我只与冯先生有单独在一起的照片。一睹照片，也就像是和三架马车在一起了。
作者:【广场一角】◎潘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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