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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歌德，我的神情就正经。这名字译得太正经了——可以看作“文以载道”的缩写。德与道是差不多的东西。德还更重要，在汉代，《道德经》常被写为《德道经》。既然歌德是一本正经，那我念来也就有口无心了。说到底，很隔。有则故事很流传，说歌德与贝多芬同行，遇到王公，歌德脱帽致礼，贝多芬则冲撞过去。这其中大概含有人格品评，却与我关系不大。致礼也罢，冲撞也罢，反正王公在我处于的时代已经消失了。贝多芬的冲撞，看似不认权威，但恰恰是在权威之下的心态，是外国版本的击鼓骂曹。而问题的关键是歌德正
是一个权威时代产生的一个权威人物，他会怎样影响我呢？
我想了一下，几经犹豫，还是要说：歌德对我没什么影响。影响是种焦虑，也是批评。更多的时候，是“急功迈利”——一位作家接受另一位作家的影响，如果不在具体写作上有所呈现，就算不得影响。只有具体的写作，才是不同的。人格抑或观念上的影响，在我看来是句空话。因为人格与观念，是类型化的东西。当然一位作家的具体写作，会受到本人人格与观念的影响，这是源，是另一回事。一位作家接受另一位作家的影响，属于流的范围。因为时间的因素，影响有可避免影响，和不可避免影响。格拉斯的《铁皮鼓》，我只读过几页，读了这几页后我想，在我读它之前我就受到不可避免影响的影响了。这是共时性的作用。当一位作家和他的作品已成为历史、经典，尤其是经典，对于我，影响就都可避免了。硬要说受到影响，也没办法，就像编家谱，总会弄出几个大人物来做自己的祖宗。这也是我们的传统。另一方面，大作家对公众的影响往往大过对写作者的影响，这是大作家之所以大的方面。在可避免影响范围，常常是小作家更让后来的写作者感到兴趣，它是历史，却不是经典，还保留着某种湿度与粗糙度：这是活力。而在歌德那里，他的作品已变得干燥与光滑——由于不停地介绍、纪念、赏析，由于对他的生平有不断地发现、考证、评价，我对他作品的新鲜感渐渐消失（我好像对他的作品也没有过新鲜感），他作为人的形象却凸现出来。大作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事：对他本人的兴趣超过对他作品的兴趣。
我对歌德这个人很有兴趣。他七十多岁时还能颤栗着爱上一个少女，这让我激动。读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时和主人公差不多年纪，却毫无感觉。我曾有歌德的一本抒情诗集，银灰色的封面，常常阅读——我很羡慕，其中有青春浪漫。歌德像是我们的李白，也的确有可比性。林庚在概括盛唐诗歌时用“青春浪漫”一词，很精彩。现在有一些人不同意这观点，这些人不是太有文化了，就是学究吧。林庚是以一位诗人的敏感与个人体验谈论盛唐诗歌。我们的酒喝得可能不比李白少，交往的女性可能也不比歌德少，但独独见不到青春浪漫。这是一个没有青春浪漫的年头，我们已老年化了。所以很难说一位老年人会受少年青年甚至中年的影响，只会欣赏或不欣赏他。
不要一谈到大作家，首先想的就是影响问题。也不在于还读不读他。我已有十余年没读歌德了。一位大作家的个人魅力远远是在他的作品魅力之上的，我们会谈论这个人，但他的作品不一定对我们有影响。大作家是个人在作品之前，小作家是作品在个人之前，这是另一个话题。另外，可避免影响对正写作者而言，就是有所不为。一支箭在空中飞得过长，已射不中我了。
作者:◎车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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