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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爬山，有两个公园的清洁工在山顶相遇，一个用湖南普通话说：你好！另一个用四川普通话回答：你好！
心里蓦然一动。他们在家乡和邻居打招呼应该不是这样的。首先他们不会努力用普通话来互致问候；另外问候的内容可能不同，大多是吃了没有，到哪里去之类。
城市生活在改变一个人的习惯。这些习惯的形成有赖于公共知识。
公共知识这个概念最早是一个叫刘易斯的哲学家于1966年在《习俗论：一个哲学研究》中首先提出来的。1976年，经济学家阿曼又把它用于博奕论的研究。公共知识探讨的是一个群体的人们对某个事实“知道”的关系。
换句比较通俗的话说，公共知识讨论的是知识的共享性和传播层次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于公共知识的理解可能简单化了。例如，公务员考试中，那些所谓“公共知识”的试题，实际上无非是汇集了各科的一些基本常识而已。公共知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关心的是知识的“关系”和“结构”问题。
如果你知道了艾滋病并不通过空气传播、也不通过皮肤接触传播这一知识，你可以坦然地和艾滋病人握手、进餐。但是就一个社区而言，关于艾滋病的知识不一定是公共知识。尽管这个知识是正确的，但不等于这个社区的居民都知道它是正确的。社区里可能出现对艾滋病人歧视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一个正确的知识还没有为大家所共享。
所以，公共知识是这么一种知识，不仅在一个群体中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知道这个事实，并且其他人也知道其他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它可以无限分层地传播、“知道”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城市文明的建设过程，其实也是公共知识的建立和传播过程。不同的城市有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言语方式，它们的形成就是基于对公共知识的默认。
一个农村人来到深圳工作，看见别人见面，或者打电话，第一句通常是“你好”，他过去也许不习惯这种方式，但是现在他知道了，他也知道其他人都知道，都能接受；所以他再见到别人，也说“你好”，不会担心有什么问题。
深圳人不关心别人的隐私，也不喜欢相互之间借钱，这可能与深圳的移民特点和流动性有关。内地的传统街坊、同事之间，这些可能是一种习惯，但是到深圳也这样干，就会比较尴尬。只有当他融入这个城市，进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公共知识系统，他也会接受这种方式。
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正确的知识，通过有效的传播，为社会更多的人所共享，成为公共知识。例如，在城市的道路上，汽车应该主动让行人，只有当这种知识成为一个公共知识以后，行人才敢在车流中坦然地穿过斑马线。光是行人知道还不行，他还必须知道所有的司机都知道，否则，他永远会左顾右盼。
我有的时候很纳闷，在“严打”期间，为什么一些犯罪分子偏偏要顶风作案呢？后来我琢磨，可能是那些人根本不接触公共资讯，或者没有机会和能力接受公共资讯。例如来自广西某山村的“砍手党”，好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写，如果这样，警方凌厉的宣传攻势对他们是不是在对牛弹琴？
作者:五文弄墨◎孙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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