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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肖洛霍夫诞辰一百周年
肖洛霍夫：获奖之幸抄袭之冤
左琴科到处述说肖洛霍夫的抄袭行为，似乎这样还不过瘾，还不足以完全颠覆肖洛霍夫的文学形象，他甚至在自己的小说《红轮》中，抓住肖洛霍夫的这条小辫子，大肆攻击。
肖洛霍夫没有怎么反击，只是骂左琴科神经病
◎北塔
来得太晚的诺贝尔奖
肖洛霍夫是在花甲之年获诺奖的，与其他获诺奖的作家相比，他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但由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安德斯·奥斯特林所执笔的“授奖词”说，肖洛霍夫“直到今天才享受这一荣誉，实在太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早在1946年，苏联国内就曾有人推举肖洛霍夫为诺奖候选人。1954年1月24日，老作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谢尔盖耶夫·倩斯基曾向苏联作家协会提议提名肖洛霍夫为诺奖候选人，而且这一提议得到了当时苏共中央的首肯，诺奖委员会也认可了这一提名。
肖洛霍夫出生于1905年5月24日，“十月革命”时，他13岁，可以说他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当时的苏共中央在争取诺奖的人选上，推举了虽然桀骜不驯但仍属人民内部的肖洛霍夫，不仅在国内给他各种各样的名利荣誉和政治地位，而且有意安排他多跟前诺奖得主海明威等西方阵营的文豪接触，甚至在1957年安排他以个人名义专门去北欧诸国访问，尤其在斯德哥尔摩，不仅与瑞典文化界认识广泛交流，而且还跟另一位同样来自美国的前诺奖得主斯坦贝克会面。这不啻是为他争取诺奖所做的一次规模浩大的公关活动。活动结束之后，肖洛霍夫回到莫斯科，苏联上下都以为1958年的诺奖非他莫属了。
据说，支持肖洛霍夫1958年获奖的人很多，甚至连当时主持瑞典皇家学院的魏尔格里姆亲王都投了他的票。但是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在西方文学界，呼声更高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后者刚刚写出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苏共中央以为肖洛霍夫和帕斯杰尔纳克会分享该年的诺奖；为此，最高当局还通知肖洛霍夫，说如果真是那样，那么，“肖洛霍夫同志应拒绝领奖……”在这样浓厚的冷战气氛下，诺奖委员会甚至没有给肖洛霍夫拒绝的机会，只把奖颁给了帕氏一人。实际上，如果只颁给肖洛霍夫一个人，当局是不会授意他拒绝的，苏联领导人一直觉得，苏联作家协会系统内部一直没有作家获取诺奖这一世界最高的文学奖项，是不符合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的，可以说，苏联作家协会对诺奖渴望已久。
1965年，肖洛霍夫获奖的消息一传来，苏共中央与苏联文化部就联名给他发了一份贺电，说：“由衷地祝贺您荣获诺贝尔奖。我们将这一殊荣视为您的杰出才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无可争辩的成就所获得的世界声誉的一个证据。”
不识抬举的“农民作家”
肖洛霍夫不拒绝当局的各种名义上的好意安排，如最高苏维埃代表、作家协会理事等；但他始终与中心保持着距离。也许正是这一距离，肖洛霍夫在获奖前后都受到了来自体制内部的排斥、猜疑甚至谩骂。斯大林在1929年7月9日《致费里克斯·康同志》的信里说：“《静静的顿河》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文学颇有见地、平时也喜欢舞文弄墨的斯大林也许早就预感到，《静静的顿河》将是不朽之作。他的另一个不满是小说里很少写到他这位统帅，只是把他作为历史的纽带和点缀而已。肖洛霍夫本是人民本位主义者，在《静静的顿河》里，他强调是人民创造并推动了历史。有一回，斯大林跟他说，要他同时注意那些英雄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斯大林的这种暗示或者说压力下，肖洛霍夫在后一部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给了斯大林相当多的篇幅，但也只是出场次数上的增加而已。那部小说写的是完全由斯大林主导实施的集体农庄运动，但肖洛霍夫只让斯大林承担了象征性的名分地位，如把某一农庄命名为斯大林农庄。《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一书的作者奥西波夫说：“在提到斯大林的地方肖洛霍夫惜墨如金——总共不到9－10页。作家并不崇拜作为护主的领袖；而是让他仅限于担负‘事务性的功能’。”这显现了肖洛霍夫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立品格。在苏联那样的文化高压体制中，这种品格是难能可贵的。不过，斯大林对肖洛霍夫这个曾经顶撞过自己的一介文人，还算是宽宏大量（如给他很高的政治待遇）；肖洛霍夫不是忘恩之人，也不是偏激之人。他在其他不太重要的场合、自己不太看重的作品中，还是正面颂扬过斯大林。如1953年3月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悼念斯大林的文章《别了，父亲！》。而在一年前的1月1日，同样在《真理报》上，他发表的是新年贺词中，只有对祖国才有这样的亲切称呼《祖国——亲爱的母亲》。
有人还试图取消肖洛霍夫在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合法性，说他只是一个“农民作家”，作品中所展现的只是农民意识。如果与简单而质朴的农民作家这一头衔相对的是官僚作家或庙堂作家，那么他倒是宁愿领受这一带有侮辱性的称号。肖洛霍夫生于顿河军屯州维辛斯卡亚镇附近的克鲁齐林诺村，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维辛斯卡亚镇上，所谓的农村地区。在当代中国，只有赵树理和柳青等极少数重要作家甘愿以卑微与大地和底层保持亲密接触。肖洛霍夫以农民的质朴、本分和耿直，屡次拒绝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恩宠。1959年8月30日，赫鲁晓夫曾枉驾去维辛斯卡亚镇拜访肖洛霍夫，专程邀请这位他所说的“伟大时代的编年史家”随同访问美国。9月15日，赫鲁晓夫果然带着肖洛霍夫前往美国。但肖洛霍夫驳过赫鲁晓夫的面子。有一回，赫鲁晓夫的夫人给肖洛霍夫打电话，邀请他去他们的家的别墅做客。但肖洛霍夫引用了一句俗话：“服务心甘情愿，服役令人心烦。”就这样，不太委婉地拒绝了。勃列日涅夫当权后，曾想效仿赫鲁晓夫礼贤下士，亲自在电话里说，要来拜访肖洛霍夫。肖洛霍夫以一种几乎是黑色幽默的口吻回绝了：“您到我们这儿来是好事，可要是今年庄稼欠收了怎么办？看样子今年收成不会好。”
肖洛霍夫所接受的来自上层的安排，只是各种虚衔，几乎没有任何实职。在法捷耶夫自杀之后，苏共中央曾有意让他主持作协；但他以已经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为由，机智地逃脱了。他不想步法捷耶夫的后尘，成为一个当了文学领导之后，就既写不出作品又不得自由的废物。他对法捷耶夫的奴颜婢膝、争权夺利的做法是厌恶的，曾经与之公开发生冲突；同时，对法捷耶夫最后的残局又是怜悯的。
少年得志，惹来嫉恨
1928年，《静静的顿河》发表后，肖洛霍夫就一举成名，荣誉地位一下子就全冲他来了。当时，他只有28岁，之前只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从未引起过轰动。后来，他也加入官方高层机构，甚至成为名义上的领导人物。这招致了来自各种不同阵营的红眼和白眼。关于肖洛霍夫的一个致命谣言是说《静静的顿河》不是他写的，理由是他当时太年轻（开始写这部小说时，只有21岁），不可能有小说中写到的那么宽泛而深厚的经验、阅历，还说他连小学都没毕业，不可能有小说中写到的历史和博物方面的知识。庸人们不承认自己是庸人，还不承认别人是天才；这倒也是常理。肖洛霍夫没理睬这些人的恶作剧。作为顿河流域的人，他对流言蜚语是太熟悉不过的了。在《静静的顿河》中，他对长舌妇及其蜚短流长，有过多次惟妙惟肖的描写。
让肖洛霍夫他受不了的，是左琴科对他的肆意诽谤。他与左琴科本来是朋友，而且还曾有恩于或者说提携过这位顿河老乡（肖洛霍夫出道早，成名早，按照江湖规矩，他还是左琴科的前辈呢），如帮助后者发表作品，在公开不公开的场合给予肯定的评价。如果说法捷耶夫是纯粹的官方作家，那么，肖洛霍夫是与有点偏离的官方作家；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不彻底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么，左琴科是彻底的“持不同政见者”。左琴科激进到有点偏激，他认为肖洛霍夫与法捷耶夫是沆瀣一气、一路货色。他不顾朋友的面子，把自己对时局的不满情绪倾泄到了肖洛霍夫身上。他曾经暗暗地与肖洛霍夫争夺诺奖；1965年，竞争失败后，他就对肖洛霍夫因嫉而恨。当然，肖洛霍夫出于他的局限性立场确实压制过左琴科，如曾扬言要将左琴科开除出作家协会；这使左琴科一直怀恨在心。
1974年，左琴科赢得诺奖，在扬眉吐气之余，报复之心突涨。他被驱逐出境后，在巴黎抛出了一本叫《〈静静的顿河〉的马镫》的书。他说，这书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苏联国内某位研究肖洛霍夫的专业人士。他之所以从国内把书偷带出来，是因为由于肖洛霍夫的霸道地位，这书在国内根本出版不了。据说，这书的作者是著名学者托马舍夫斯基的遗孀。书中就有这样污蔑性的词句：“一个二十三岁初出茅庐的新手利用远远超出他生活经验和教育水平（小学四年级）的材料，写出作品”，还说“这是世界文学史前所未有的。”作者因此推论肖洛霍夫肯定是剽窃，还把剽窃的对象抬了出来，说那是顿河地区的另一名叫费多尔·克留科夫的作家，那人在肖洛霍夫之前，写过一部小说，也叫《静静的顿河》，只不过只写了一部分。左琴科到处带着这本书散发，还接受记者采访，数说肖洛霍夫的抄袭行为，似乎这样还不过瘾，还不足以完全颠覆肖洛霍夫的文学形象，他甚至在自己的小说《红轮》中，抓住肖洛霍夫的这条小辫子，大肆攻击。肖洛霍夫没有怎么反击，只是骂左琴科神经病。倒是有学者对比分析了费多尔·克留科夫和肖洛霍夫的两部同名作品的风格特征，得出的结论是：“克留科夫的风格与肖洛霍夫的风格有较大差异，而肖洛霍夫的风格与《静静的顿河》的风格十分接近，克留科夫不可能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1999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手稿面世，证明这个推导出来的结论无可辩驳，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作者:◎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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