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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录》引冯慕冈《月令广义》：“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馀酒涂额胸手足心，无虺蛇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以避毒虫。”又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五日蒲根入火酒，和雄黄饮之，或以涂小儿额上。”可见江南一带此风俗由来久远。
若不是母亲打电话问要不要回老家吃她包的白水粽，我还不知道快过端午节了。
端午在老家叫五月节。
我一早从苏州打的奔嘉兴，与柯髯翁约好和藕公一起过端午。
嘉兴是产粽子的地方。火腿、蛋黄、大肉、豆沙，形形色色，十分驰名。可我还是觉得老家的白水粽清爽。
现代的人已很少在意这些传统的旧节。在嘉兴，嗅不出一点端午的气氛。
老家五月正是农忙季节，可乡下人再忙也不会轻视端午的风俗。
喜欢端午的这种气息
菖蒲、蓬艾、蒜头、榴花，也是印象中老家乡下的端午清供。
知堂老人有端午诗：“蒲剑艾旗忙半日，分来香袋与香球；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听人称老虎头”。所说浙南乡俗与老家的情景却颇为一致。
端午的第一件事是包粽子。杜台卿《玉烛宝典》称“五月初五日，以菰叶裹粘米煮熟食之”，粘米，估计便是糯米。嘉兴一带多用箬叶，而老家则采新鲜的苇叶，比箬叶更清香。苇叶煮熟，清水中涤洗，择完好者片片叠起，叫抹粽叶。扎粽子的绳最好要用蓑草。包好的粽子10个一挂（串），注水用文火煮。待香气弥漫，便熟了。熟了的粽子捞起来挂在铁丝绳上晾着，一串串的粽子挂着，那才像过节的样子。过去没有冰箱保鲜，在通风口风干可吃上一个礼拜。风干的凉粽比热的更有嚼头。
除了粽子，还有绿豆糕和一些可口时令小吃，比如蒜头，新挖的蒜头，放灶膛中用火灰煨烤，又香又糯，吃得嘴圈乌黑。传说端午这天吃上几颗烤蒜头，可以清除腹内脏物。
端午的桌上要上五红：红苋菜，咸鸭蛋，红烧黄鳝，油爆虾，雄黄酒。这只是大人们说的往事，在我的记忆中，能有两红、三红就不错了。不过，雄黄酒是一定要有的，未必“额头画王”，大人们用艾叶醮着雄黄酒擦拭小孩的手、腿、颈和肚皮，说雄黄可以消毒、避邪，免生疖肿。
《清嘉录》引冯慕冈《月令广义》：“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馀酒涂额胸手足心，无虺蛇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以避毒虫。”又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五日蒲根入火酒，和雄黄饮之，或以涂小儿额上。”可见江南一带此风俗由来久远。
我很喜欢端午的这种气息，艾叶的香、菖蒲的香、粽子的香、雄黄酒的香、烤蒜头的香、还有香包的香……
老家称五月是“毒五月”，五月初五这天最毒。所以雄黄、香包、艾叶、菖蒲都与辟邪驱毒有关。
香包多缝成虎头形，内藏白术、藿香、甘草等。《抱朴子·内篇》说：“五月五日佩赤灵符于身边”，小孩们将香包挂在胸前或放在口袋中，香包能否驱邪呢？反正是一代一代传下的风俗。雄黄驱邪的事倒有所传说：《白蛇传》许仙不是听了法海的话，五月初五让白娘子喝下雄黄酒，果然现了原形吗？这是最有名的雄黄镇妖的故事。
驱邪，菖蒲、艾叶可谓端午的压轴戏。菖蒲生长在水边，平日无人问津，但等五月初五，剑拔出鞘。菖蒲和艾叶栽在瓦盆中，午时午刻一到，门前贴上《五毒图》，点燃鞭炮，朝艾叶菖蒲洒些雄黄酒，用快镰刀将其齐根割断，用红线系好悬于门头屋檐之下，有雄黄、有五毒、有艾叶、菖蒲，恐怕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也不敢妄来。
屈原的苦闷
端午纪念与屈原，恐怕是文人的美好想象。
苏州人以为端午是为纪念伍子胥，比屈原投江的事迹要早200年。
听说，韩国已将端午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时惹急中国文人，但与老百姓关系不大，他们照样过着自己的“五月节”。
屈原的形象最早见到的是陈老莲的一幅版画，瘦瘦的老头，腰间佩宝剑一把，独立江边。后来知道那江叫汩罗江。后来，这老头便纵身投到江水之中，随波而去。
再后来，读屈原的诗，知道那画上的老头竟是个“伟大的诗人”，诗人怎样的伟大呢？可能正因他那纵身的一跳，成了烈士。惹得大小文人们千百年来嗟喟不已。
上学时，我抄过诗人的《离骚》。在我的印象中诗人写的最美的要算《湘夫人》中那几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兮秋风，洞庭兮木叶下……”
美人江山，愁煞夫子；所谓忧患，恍兮惚兮。于是纵身一跃，随秋波而去了……
屈原谈不上爱国不爱国，他爱皇上，他对皇上抱有幻想，可皇上并不认为他“老几”。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苦闷。
这苦闷屈原有，陈子龙有，王国维有。这是一种周期性苦闷，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不断的根源所在。
有人说，屈原的意义就在于他的失败，“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是个性对社会的失败，是理想对现实的失败”。
屈原投进江水，人们划龙舟纪念他，说是鼓声隆隆，能吓退水妖。从此，端午便与驱邪逐魔有关。
作者:许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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