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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否决”是一种问责方式。在很多时候，它成了一句口头禅。在一些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上，如“计划生育”、“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廉政建设”、“城市综合治理”方面，都有一票否决的说法。意思很简单，这些方面如果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就请主要责任人“下课”。
如果承认“一票否决”是有效的，就得承认它的潜台词：对于一个负责官员，别的什
么制约都是有限的，只有“一票否决”才是管用的。说得白一点，别的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职位”才是真的；只有到了要动某人“位子”的时候，这件事才可能成为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
仅仅承认潜台词还不够，“一票否决”要起作用还必须依附一个假设：假设这些责任官员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职位，否则，“一票否决”也不好使。
如果这样，问题来了。不管采用什么问责方式，作为负责官员，首要的问题是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倒过来，让一票否决成为负责官员必须做好工作的理由。
“一票否决”的初衷也许是好的，让它成为一把悬在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激发他们工作的责任心。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可能在直接和间接地强化“职位等于权力，权力等于绩效”的意识。这是做法暗合了某种传统的社会心理：把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在某个好官的身上。而一个好官最重要的是要有权，最好是手持尚方宝剑的皇帝钦差。
对于不称职的官员，“就地免职”、“当场撤职”这些富于戏剧性的做法，常常成为泄导民间不满心理的有效方式，这当然也是古往今来，渴望好官的中国老百姓所乐意看到的。
当代社会的“一票否决”的方式等于把社会公共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转化为一个负责官员的“保职”之战。它等于默认一个官员把“保全职位”放在第一位，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既然职位的存在与否，成为衡量他政绩的标准，那所谓的好官的标准，就是能把自己的“位子”坐得更长，更牢（如果不是升迁的话）。
如果职位的长久成为政绩标准，那么对一个负责官员来说，他将面临着一个博弈，在公共行政和保全职位之间进行博弈，当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多了，多到顾此失彼的时候，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他只能将保全职位作为第一选择。站在“一票否决”的逻辑上看，这是对的，这是他最佳的选择。
在实际操作中，“一票否决”给负责官员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他会特别在意有关那“一票”的数字和指标，如果当这些数字和指标可能危及到职位，而自己暂时无能为力的时候，比较有效的办法，是以人工方式对这些数字和指标进行加工和改写。事实上，所谓“一票否决”常常只能沦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恫吓方式。
本来，我们一直希望负责官员淡化“官本位”的意识，把为公众服务放在首位；而在问责措施上，“一票否决”沿用的又是传统的“官本位“思路，对于官员来说，这是一种两难处境。
对老百姓而言，因为这种方式的随意性，“一票“就否决掉他们所信任的官员；或者“多票”也没能将他们不信任的官员否决掉；他们的失望可能连同公民责任和社会参与意识也一起被放弃了。
作者:◎孙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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