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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SaulBellow）死了，自此之后，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写知识分子的故事会写得更叫人心痛，同时更叫人忍俊不禁。并且请注意，我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笑中有泪”。很多人称颂的“笑中有泪”往往只是一种太过含糊的状态，很容易变得庸俗不堪，不是笑得过度剧烈滴下了眼泪，就是忘情笑完之后才醒悟到手指已经给烟屁股烧疼了。索尔·贝娄的小说在最完美的时候，是一种悲喜共时的尴尬状态，例如他最后一部作品《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索尔·贝娄总是喜欢以知识分子当主角，而且还是以他的朋友为模型
。所以每次出书，都有相识要和他绝交，他们实在受不了自己竟然显得这么可笑滑稽。由于角色来自贝娄亲身认识的知识人，他自己又活在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的学院派精英圈子，所以他写出来的人物总是满口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韦伯，仿佛学养差一点都看不懂。贝娄自己又十分博学，随时引经据典，喜欢镶满了典故的比喻，是真真正正的bookish。因此他的名作（有人说是自传）《赫索格》（Herzog）居然能成为畅销书榜冠军，也真是书史怪谭。
老套点说，他的书好卖或许因为他写出了人类永恒的困惑。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颂词肯定的：“他对人类文明的……作出了贡献”云云。当然罗，有哪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不被赞美成“对人类有贡献”呢？可是，也确是这种对于人类处境中可笑的倒霉遭遇的独特感知，使得贝娄与一般写文人圈子轶事怪闻的作者有了差天共地的分别。例如洛基（DavidLodge），也是个十分出色的作家，嘲讽学界丑闻的功力可说入木三分。又如《儒林外史》，已经成了一面文人的照妖魔镜，直到今天还叫人发现要比起文人的无行和弱智，总有人比自己更糟。
但是索尔·贝娄不同，他的主题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人的不幸命运和造成这些命运的种种性格，只不过承担了这些命运及性格的人正好是他熟悉的知识分子。他的角色说起话阶段来学究味浓得化不开，绝非卖弄，纯粹因为那就是他们说话的方法。像布鲁姆（AllanBloom）和希尔斯（EdwardShills）这些大学者，他们的整个生活就是建立在经典巨著之上的，你叫他们在面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如何可能不去援引脑中的思想资源？所以，贝娄以他们为范本创造的人物，就得在解决欲求不满的苦恼时，想到柏拉图怎么说爱欲的起源，佛洛伊德怎么分析力比多的作用。性欲困扰所有人，是人类的永远的咒结，但知识人面对它表述它处理它，就真有知识人的方式。
可是，知识并没能使人可以更精地超脱死亡和爱情等种种大问题。这也正是贝娄创作的喜剧，知识分子越是有学问，他们就被绑得更紧，尽管那些学问本来是为了这些问题才存在的。昆德拉的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知识分子一思考，上帝就更是笑疯了。
作者:◎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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