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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在《钱仲联讲论清诗》中曾提到一段钱仲联与周作人的意见分歧。
钱仲联三十年代笺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时，听说周作人有一部黄遵宪手写的《人境庐》抄本，向周作人借。周作人没有借给他，只写了一份目录给他。钱仲联拿这份目录与刻本《人境庐诗草》对照，发现黄遵宪的那些大章名篇，手稿中一篇也没有。手稿中也有一些是刻本中未收的，后有人辑出这些佚诗，编成《人境庐集外诗》。钱仲联说：“我觉得作
者删去自己的诗，自有他的道理，应当尊重。”又说：“周作人对我尊重作者意见、作者删去的诗不录的原则不以为然。周以为作者不要的东西是更重要的，我与他的意见不同。”
这层意思，钱仲联在笺注本发凡中已经声明了：“诗家凡自定之集，删去之作必其所不惬意而不欲以示人者，他人辑为集外诗，不特多事，且违作者之意。”周作人在“人境庐诗草”（载《秉烛谈》）一文中，认为钱的这一观点“未始不言之成理”，因为就诗本身而论，一个诗人一生能有多少传世之作，“古人往往以数十字一篇诗留名后世，有诗集若干卷者难免多有芜词累句，受评家的指摘”。但周作人曾多次称自己在诗的问题上是个外行，他更关心的是诗人的学问和见识，所以在他看来，“如就人而言，欲因诗以知人，则材料不嫌太多，集外诗也是很有用的东西吧。”
作者自己编定诗集，收入集中的，是希望当代和后世读者了解的面目；而自己删去的，则是不希望别人知道或记得的那一面。钱仲联自己说，他的《梦苕庵诗》，“最早的刻印本中的不少诗，就在我以后的排印本中删掉了”。他自己举例说，“写沪淞抗战十九路军的诗，很多发表在《申报》上，深得黄炎培的赏识，但一半以上的作品，都被我在编集的时候删掉了。”一九四五年《同声月刊》第四卷三月号刊发了钱仲联挽汪精卫诗三首，刘衍文先生曾评论这三首诗说：“就特定的角度和要求来说，这三首诗几乎句句扣紧，笔笔周全，文情两茂，表里皆明的。”刘先生认为，悼诗本来是很难写得出色的，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他最欣赏曾子开的《上王荆公墓》，但“比之钱作，不及尚远甚”。即使如此，这三首诗也不会收入钱仲联自己编定的诗集。刘先生还提到，钱仲联曾刊有《平型关大捷志喜》这样一类的诗篇，记得我当时身处大后方的瓯脱之地，因消息封锁，只知有百灵庙、台儿庄的胜利，而平型关、百团大战是直到解放后读了近代史才逐渐得知的。殊不知作此诗者何以得知，更不知何时而有此作？然前后对看，与其说英雄欺人，更确切说，毋宁是自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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