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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的产品加工生产客观上存在着符合性和非符合性两种或其复合型的生产、加工方式，但产品质量监管模式却主要是进行符合性质量监管。因此对利用非符合性原理加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监管有效性不高。下面就对于开展非符合性产品质量监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探讨。
符合性强调的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与法律、法规、社会公认道德、传统习惯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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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符合性则是与传统习惯、认识、社会道德、国家法律、法规相违背和不一致的思想和行为。非符合性尽管是法律、法规、社会公认道德和传统习惯所不允许和禁止的，但它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着。虽然它们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和行为，但却对社会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产生巨大的危害。
长期以来，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是建立在以产品标准定义上的符合性监督，所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也基本上是依据产品标准进行的产品符合性检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的结论用语也多为：产品质量经检验符合××标准规定。即使产品质量稽查打假，也是对有产品质量问题的相关产品按产品标准进行产品质量的符合性检查和判定。普遍的做法是把有涉嫌质量问题的产品送到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是否符合产品标准的符合性检验，而不是进行产品的非符合性检验。因而不少对社会危害性很大的产品非符合性造假行为很难被发现，甚至被错当合格产品放行。目前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有效性不高，笔者认为，对非符合性产品质量造假行为的认知和打击不足或缺失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策的多元化，也带来思想和行为的多元化。因此，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非符合性思想和行为就有了生存发展的环境和土壤。为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一些人不惜大胆采用有违法律、法规和产品标准规定，甚至与社会公德、传统道德和社会伦理完全背道而驰的做法，干出让善良的人们无法想像的各种各样的非符合性的产品造假行为，尤其在食品领域更是触目惊心，如用敌敌畏生产加工海产品、用甲醇兑制白酒、用苏丹红染色辣椒酱等等。大量采取常人无法想像的非常手段进行造假，给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我国经济形态多元化的发展决定了我国产品加工生产方式的符合性与非符合性行为将长期并存。并且经济形态的变化，使采用非常规的、非标准化的、非道德观念、非传统思想、非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品生产加工方式不断出现并不断变化。但我们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却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符合性监管模式，对产品非符合性加工生产方式及其危害性没有足够认识并研究相应的监管办法。以产品标准为基础的产品质量符合性监管对有良心的、具有符合性道德观念，遵守法律、法规约束的大多数企业虽然是有效的，可以管住大多数“良民”企业。但是对采用非常规的、非标准化的、背离法律法规规定的非符合性的产品加工生产行为不但是无效的，用常规手段对付非常规的产品加工生产行为有时还会无意保护了非符合性的产品造假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食品质量屡屡出现问题，监管有效性不够的重要原因。
符合性产品质量监管的基本依据是产品标准，产品标准是建立在“符合性”、“一致性”、“重复出现”和“有关各方协商一致”、“统一规定”、“共同遵守”等符合性的基础条件上的行为要求。但目前屡屡发现的产品造假行为却是采取根本不与你协商，不与你一致、不与你统一、不具备普遍性同时并非重复出现和共同遵守准则等符合性要件，而是具有独特性、随意性、任意性、有意与传统规则相违背、与标准规定差之千里或完全相反，总之大多是反于常理或违反常规。因此对于非符合性的产品加工生产行为仍然采用常规的、统一的、共同遵守的准则去进行监督检查，显然很难发现它们。
如在加入苏丹红的罐头中按照传统产品标准去检查有无胭脂红或红粬红，能发现苏丹红吗？显然不能。不但不能，当按产品标准检查罐头中的染色剂后，不但发现不了苏丹红，还会因为没有检测出胭脂红或红粬红，而可能判定有严重危害的罐头产品质量合格，对实际上的有毒问题产品进行了合格放行。
因此，提高产品质量监督的有效性，急需对非符合性产品加工生产方式及其规律特点开展研究分析，研究寻找对非符合性产品加工生产方式及其产品进行质量监管的途径和可能性。以产品标准为基础的产品质量符合性监管已相当成熟，而产品质量非符合性监管目前还基本是空白。
产品质量符合性监管是检查产品质量是否符合产品标准所规定的质量技术指标。
而非符合性产品质量监管则更多的是应该监查产品中是否存在非符合性的产品生产加工行为及产品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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