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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位从国外留学归来的著名医学专家，因拒收红包和其他灰色收入而与同行对立，遭到排挤，被迫下岗而且四处求职无果，只好再次远离祖国，回到国外就业。此事引发了不小的争论。其中，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红包问题，否定拒收红包的医生，并上升至“道德智慧”层面的观点占了上风。他们坚持认为道德教育应该把高尚的后果、高尚的代价告诉人们，把各种选择告诉人们，把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告诉人们，让人们明白什么是最坏的选择，绝对不能做的；再明白什么是次坏的选择。要人们一方面守住底线，另一方面又
保留回旋空间。这种所谓的“道德智慧”似乎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道德必须是圆滑的，或者说，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根本是两码事，或者更通俗地说，人必须学会说一套做一套，而这正是此派“道德智慧”论的出发点。
有这样一个大家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社会，学生们的道德水平越来越走下坡路。小学生基本没有假话，中学生学会了假话，大学生不仅学会了不说真话还学会了说废话，进入社会后基本没有真话了。总的来说，我们的道德教育在学校和家庭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在道德滑坡的今天，不少人提出“道德智慧”说，不仅表露了其逻辑起点的错误，更显示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盲从和一定程度的冷漠。
“道德智慧”抱怨说，“今天的中国早已红尘滚滚，师资道德水准并不比市井小民道德水准高多少。至纯至美的道德教育，因此根本就是当今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不具备可操作性。道德教育已经从所谓精英教育变成了常人教育。”而事实上，“早已红尘滚滚”、“不能承受之重”之类根本就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可以一眼看出，“道德智慧”论对我国目前的道德现状大有破罐子破摔的劲头，似乎还有点同流但不合污的高明。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仅仅出于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而降低道德标准，向现实作最低限度的让步，最低限度的妥协，如此选择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道德智慧”的最低纲领。这一纲领似乎还表露了另外一个意思：为了生存，为了活命，一个人完全可以选择“最低标准”，只要此人的标准降得够低，为了“不可剥夺的权利”，谁能说他出卖朋友，出卖同志，出卖祖国有什么错呢？道德算什么东西？“道德智慧”的结论是，最重要的是基本道德，而不是最高道德。按道德成本分析法，“基本道德”当是低成本小风险道德，而“最高道德”一定成本最高又风险最大。我不明白什么是最高道德，也从来没听说过道德还分等级，我只知道道德之外就只有不道德。为了让一只猫能走出院子，在墙上开了一个猫洞，为了让一只狗能走出院子，又在墙上开了一个狗洞，这很愚蠢。“道德智慧”似乎意识到了在猫洞基础上扩大，使之既能走猫又能走狗是合理而明智的，但出于“基本道德”和“最高道德”的考虑，还是认为各走各洞合宜，因为，对于一只猫来说，或者仅从猫的角度考虑，小洞最经济。也就是说，道德教育应该让人们坚守基本道德，至于是否追求最高道德，那是个人自由，跟道德教育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把一个有操守，坚持原则，拒绝与人同流合污的著名的归国医学专家赶出了国门，依“道德智慧”，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这位高尚的医生缺少生存智慧。
这使我不禁想到了两件我终生都会记住的事。一位韩国留学生在网上发帖子，以他在中国五年的经历，出于对他本来喜欢后又失望的中国的真诚关心，列数了中国大学生的种种道德低下甚至恶劣之举，并替我们害臊，我读过之后，几夜难眠；一位肤色与我们不同的外国人在首都的公共汽车上由于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遭拒绝而对乘务员实施侵犯，并用“CHINAPIG”一语进行辱骂，这时，车上的所有乘客竟无一人站出来还之以颜色。外国人的这两种不同表现同时显示了一个事物的两面：许多中国人一方面在国人面前“道德智慧”颇高，另一方面在外国人面前“道德智慧”等于零。
我们当然痛恨外国人看不起我们，而一旦外国人替我们害臊，那就不是痛恨的问题了！在这一点上，“道德智慧”可能会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我想要提请“道德智慧”注意的是，这是我们“道德智慧”的产物，也是我们的“道德智慧”的破产。不用到国外去目染人家的道德风景，光耳濡类似以上两位国际友人“我之中国观”就足矣了。
奥斯维辛之后再有诗，就是不道德的。这话一点都不错。红尘滚滚之后谈道德，就是不经济的，这话似乎也对，但很吓人。
作者：胡立彪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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