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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于质量奖的最高评奖是马克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而日本则是戴明国家质量奖。谈到中国的全国质量管理奖，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龚国华教授认为，因为控制得非常严格，第一届时全国只有6家企业获奖，上海的宝山钢铁厂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届时，上海大众和上海日立获此殊荣，所以在业内影响力很大，但由于新闻媒体在宣传上往往较多地关注美国与日本的这两个奖项，因此全国质量管理奖受关注的程度并不
高。
“事实上，这样的全国性评奖活动，对培养中国企业的质量意识还是很有好处的。”龚国华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说，可以通过评奖来比照自己的差距，促进企业的质量管理意识的建立。适合，就是最好
龚国华认为，就质量管理而言并不能截然地分成三阶段或四阶段，目前而言，美国是强调数理统计的质量管理、日本则提倡全面质量管理、欧洲推行ISO9000标准。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就开始提倡全面质量管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非常理想。
统计质量管理可能会通过一定的概率统计等计算，将质量控制局限在一个具体的数目之内，但全面质量管理则强调百分之百的合格，不存在缺陷产品。龚国华个人认为，美式的统计质量管理并不是很有效，通过一系列繁琐的统计测定，所得出的数据，是否一定有价值，还存在疑问。
国内从1978年开始就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但情况并不是很理想。除了难以领会这一原因之外，龚国华认为还有如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国内小企业、私人企业多，有些企业缺乏质量意识；二是国内一些企业的劳资关系不融洽，员工缺乏对企业的认同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质量意识，更谈不上以企业为家了。而反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的劳资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双方的矛盾淡化，而这时期也是日本经济腾飞、产品质量明显改观的时期。而现在中小型及私人企业中，员工的地位每况愈下，劳资关系持续恶化，这肯定不利于企业的质量管理。
但龚国华也指出，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比较难以领会，可操作性没有统计质量管理强。目前国内众多企业采用的还是欧洲的ISO9000标准，因其比较规范、容易操作、实用性强，企业获得认证之后，可以比较顺利地向全世界推广，因此在国内都将ISO9000标准作为一种通用标准来运用。技术决定质量质量管理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往往和企业众多的因素相联系。
曾经有观点认为：质量好就等于设备好。龚国华举例说，上汽集团当初决定要上房车项目时，因为处于国产化初期，设备存在落后老化的现象，无法保证质量，后来采用了国外的先进设备，质量很快有了明显改观。在东风集团、海信集团这样的企业中，将质量归结于技术，他们是举双手赞成的。在谈到日本制造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会对中国制造形成威胁时，龚国华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中国有大量成本低廉而素质尚可的劳动力，中国的工程师质量很高，只是国内缺乏良好有效的组织，而这些外资企业却能将他们很好地组织起来。中国制造要想迎接这样的挑战，产品质量就要向“日本制造”、“韩国制造”、“欧美制造”靠拢。“胡萝卜加大棒”
龚国华认为，有效的质量管理必须结合企业实际的发展阶段。企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就要采取相应的质量管理方法。对于档次低规模小的企业来说，可能“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更加有效。他举例说当初海尔起步时，抓质量管理的第一条是“不能在工厂随地大小便”，因为这样的规则符合它的企业文化，也适应当时海尔企业的发展阶段。而长安汽车的老总为了增强员工的质量意识，举锤砸坏了五辆新车，让员工心痛的同时，也砸出了长安的质量发展之路。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员工素质得到提升之后，对质量管理就要追求一定的境界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培养员工的质量意识，创造自觉的企业文化。
在鞍钢适用的“追查质量事故，不讲客观原因”的规则，可能就不适用于宝钢了，因为两个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宝钢虽然佩服鞍钢对质量强调到如此地步，但已晋升到较高层次发展阶段的宝钢对质量管理，应有更高的层次了。快跑，别掉队
龚国华认为，目前中国施行的质量标准和国际标准完全吻合，大部分采用的是ISO9000族标准。中国是ISO9000认证证书总数居前十位的国家之一。
但同时，龚国华也提醒说，欧美及发达国家的标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除了这族标准以外，现在欧洲又开始推行环保标准，最新的甚至还有人权标准。“中国企业在应对这些标准时，往往显得准备不足，遇到相关的市场准入限制时，也往往处于劣势。”
龚国华用环保标准来举例，环保标准不是指企业生产的产品，而是指企业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环保标准，国内企业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往往达不到西方国家的环保标准，而遭到市场准入的限制。龚国华建议，中国企业在面对一系列的国际标准或西方标准时，应未雨绸缪，及时应对。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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