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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宁
前不久，官方公布了今年前十个月的经济发展状况，从飘红的数字看，实现年初确定的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已不在话下。然而，持续出现的重大责任事故，多多少少使GDP染上了一些不协调的颜色。
针对铜川矿难的新闻评论中，《求是》杂志2004年第21期的评论：《事故频发的背后》一文颇引人注目。该评论写道：“事故频发的背后是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事故频发的背后是不法利益分配体系；事故频发的背后是‘海恩法则’(“海恩法则”是一条从安全事故总结出来的规律，即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起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我们且先不谈这些数据的准确度，只把“海恩法则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事故背后有征兆，征兆背后有苗头”)；事故频发的背后是管理制度缺陷。”
《求是》系党中央权威党刊，一般情况下，它偏重于刊登重要的理论文章，回答诸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类的宏观话题。如今，连《求是》都打破了“常规”，足见一系列重特大责任事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之恶劣、之沉重。
没错！事故频发，需要变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为合理的经济秩序；需要破除不法利益分配体系而设定合法利益分配体系；需要打破“海恩法则”而层层建立“问责”制度并坚决实施；需要完善安全生产管理监督制度。可倘若结合“国情”稍作理性分析，人们就不难发现，前述第一、第二条，在上层建筑改革滞后于经济基础改制的约束条件下，要想建立合理的经济秩序和设定合法的利益分配体系谈何容易——至少在若干年内做不到。至于最后一条，国内并不缺乏管理与监督的规章制度，真正缺少的是不折不扣执行规章制度的“制度和制度文化”。由此所见，第一、第二、第四条，都属于“软约束”或叫“远水难救近火”。思来想去，真正管点用的还是第三条，即层层建立“问责”制度并坚决实施。
就“第三条”——“问责”制度，改革初期就已开始尝试。25年前“渤海2号”事故，石油部长宋振明遭解职，主管副总理康世恩引咎辞职；17年前大兴安岭大火，林业部长杨钟被撤职……直至近年的吉林中百大火、开县井喷，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相继遭到“问责”追究。可正当社会各界充分肯定“问责风暴”之时，不知何为，“问责”的“风力”似乎有些减弱。就说今年下半年以来相继发生的一连串重特大责任事故，不是没有“问责”，只是问直接责任者之“责”多，问领导责任者之“责”少。
在遏制重特大责任事故尚缺乏“长效药”抑或“长效药”还十分有限的现状下，“层层问责”虽不是一剂“长效药”，不能指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缓解“病情”。就此，我们的立场十分“现实”，这是基于对“国情”现状的清醒把握；我们同样不失“理想”，即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赞同于通过体制、法制的建设和机制、秩序的培育来根本解决问题。但这需要足够的时间，于现状之迫切，必须“重症下猛药”。当前的“猛药”非“问责”莫属！为何？因为它的“利益”牵涉面相对较小，因而可操作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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