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和谐社会与利益均衡探讨

　　本报记者 黄锫坚 李翔 谭瑞岗 整编／董鑫 摄影

　　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我想先解释和谐社会的含义，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其实还是最近这几年出现的利益的失衡，所以现在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含义我觉得就是利益均衡。利益均衡不是说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但是大体上说不能是一个利益太悬殊、太不像话的社会。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像郎咸平讨论中有许多人一直有一种担心，说更强调工人或者弱势群体这一方，会不会到旧体制当中去？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不可逆的建立起来了。所以现实当中的威胁不是回到旧体制当中去，而是建立的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吴敬琏先生讲的好市场经济和坏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会从根本上败坏掉市场经济的声誉。使得在今后想改善它的条件都会丧失掉，而且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下来。这个最终的结果就表现为利益的严重失衡、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开始建立起来之后，和这个市场经济必须得配套的那一套利益均衡的机制我们还没有相应的建立起来。

　　成熟市场经济社会就有这样的一套机制，但即使有这套机制，穷人也变不成富人，弱势群体也变不成强势群体，所以一说利益均衡不是说又要平均主义。它只是不至于使利益格局过分的失衡。

　　沈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接着孙老师的话说三点：

　　第一点，和谐社会的概念，这个概念应该是一个有针对性的概念，是针对不和谐而来的。其实，对于“和谐社会”，社会学一直有这么一个理想，比如帕森斯主义，他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子系统，共处于一个大系统之中，功能互补，良性互动，那不就是“和谐社会”吗？但我想现在提和谐社会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现阶段频发的各种不和谐现象、各种社会失衡甚至社会冲突来谈的，因此其内涵，应特别强调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经济和社会的关系，这两者要找到一个均衡点；一个是社会内部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达成使不同的利益群体能够和谐共处，使他们之间能够达成权利的均衡而非失衡。

　　第二点，有一个大社会学家叫卡尔.波拉尼，这个人的思想现在越来越引起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视。在波拉尼那里，“市场”、“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这是不同的范畴。“市场经济”是以价格机制调节为特征的经济。我们可以建设一个“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弄成一个“市场社会”，即把价格机制的原则引伸到社会生活的领域中来，把它变成调节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普遍性手段。社会自有社会自身的逻辑。我想我们今天大概也走到了卡尔.波拉尼说的那个阶段。价格机制调节的市场经济大致建立起来了，但是社会重建的过程却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必须按照自组织的原则、按照社会本身的逻辑去重建社会，不可以让市场的原则贯穿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诸领域之中。

　　第三点，要按照社会本身的逻辑，完成和谐社会的建设，我想最为重要的，就是实施“底层赋权”的原则。现在我们社会里要说失衡，第一个失衡就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在权利分布上的不均衡，强势群体什么都有，但是弱势群体却缺少自己利益表达的渠道。我想现在要使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获得一个均衡点，最紧要的事就是要给弱势群体赋权，即赋予和落实法律规定给予他们的权利。但是赋权不是空话，要落到实处，就一定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一定的组织基础，让弱势群体能够凝聚自己的利益、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逐步形成同强势群体的讨价还价能力。做不到这一点，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强势群体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只有强势群体的诉求能够得到有效表达，那就谈不上和谐社会，而是一个失衡的社会，是一个“一边倒”的社会，这其实不利于稳定。因此，弱势群体的声音必须传达出来，而且是他们自己要说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实现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实不一定要创新，现成的制度和组织就可以利用。比如现在的工会，从以福利工作为主转变到提出要给工人办实事，或许就是一个积极而又现成的制度安排、组织基础。

　　建立和谐社会的四个立足点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过去二十年利益不均衡的表现我们还是把它看作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利益主体形成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现在有两个问题：

　　第一，不同的利益主体发育的不均衡。这个包括劳资关系的不均衡，包括政府和民众，当然不应该说政府是市场当中的利益主体，但是政府本身利益主体化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现在是一种很不均衡的社会结构。

　　第二，这个社会当利益已经开始分化，利益主体开始多元化的时候，包括社会、政府的各种决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不同社会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现在中国几乎已经没有一项政策——真正涉及到利益的政策，是一个可以在没有利益博弈的真空环境中形成的。

　　建立和谐社会如果说要解决几个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政府的转型。可能最近几年有一个转折，就是重心的多元化。原来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重心只有一个就是经济建设，但是当市场基本建设起来以后，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应该是不同的，如果市场仍然是效率为中心的话，政府现在真正的转变可能是要在政府的职能问题上。

　　第二，再分配政策的调整。我觉得和利益格局有关系的主要是三块。第一块是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政府承担的职能和一般的国家来比目前税负其实很高，但是主要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另外征税成本很高，有的到7%-8%。第二块是个人所得税，农民缴的费，无论按照征收的根据还是意图都是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根据城乡个人所得税的比例来算，目前的再分配调节城市内部的差距也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所以我们个人收入所得税调节是一种反向的调节。第三块，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和政府用于公车招待等费用相比太少。

　　第三，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关键的问题是劳资关系。利益均衡与增长模式：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

　　第四，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和能容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利益表达往往意味着冲突，因为它包括了为达到争取利益的目标而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方式。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不得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但如果开启表达的大门，以诸多利益矛盾为基础的表达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和谐社会一定是开放社会

　　陆学艺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

　　和谐社会的推动力量不应该只是政府，要缔造和谐社会，就应该培育各种力量共同推动。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尽合理，现在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仍然在加大，政府也已经看到这些，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组织农民工的培训，为农民工的子女建立打工子弟学校，甚至国务院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要工资。但是我觉得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单一的方式。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好政府社会，而不一定是一个和谐社会。我觉得现在不光政策上要变，好多观念也要变。比如对于上访等，这些观念不变是不行的。现在批准成立民间组织、协会、基金会难度都很大。再比如，中国的中间组织还很不发达。现在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听到非政府组织就头疼。其实现在中国倒是有很多GNGO，挂靠在政府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办的，至少是政府同意办的非政府组织。虽然最近看来，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要想建造和谐社会，还是应该由整个社会来推动。

　　第二点，建立和谐社会，就应该继续深化改革。我的基本观点就是，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是市场经济了，至少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经济方面改革做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但是社会体制改革却已滞后。比如教育体制、医疗体制，问题很多。政府不能只是说：不许欠工资，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体制上不变，再多的不许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不能还是计划经济、命令经济的思维。另外一方面，城市里的改革远远走在了农村改革的前面。我们有两个不同步，经济和社会不同步，城市和农村不同步。比如说土地。包产到户比公社要好，但是土地改革不能到包产到户就停止了，包产到户不是万岁。城市里的人现在去买车拿自己的身份证和单位的证明，可以分期付款。但是农民行吗？农民有什么好卖的？房子是你的，但是土地不是你的，你有什么可抵押的？你的房子不能抵押。这个社会怎么流动？像在国外，我把房子卖了，买个车去做出租司机，还可以解决就业。再比如户籍制度，农村和城市户口之间不开放，那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不够才这样，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为什么户籍制度还存在？

　　第三，要加强社会的流动性。和谐社会一定是个开放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社会流动畅通的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各地之间流动自由。你的才能，你的努力能够决定你的位置，而不是一个先赋社会，你生下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现在阻碍社会流动的主要还是计划体制下多年形成的障碍。比如前面提到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对农民流动的影响。凭什么把农民工叫做农民工呢？现在形成农民工比工人矮一截但是又比农民高一截。本质问题是我们只是把这作为权宜之计，当农村需要劳动力或者城市就业岗位减少时，可以把这些农民打回农村去。城市化，农民变成工人，工人变成职员，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但是我们对待农民工是什么态度？过去把人家称为盲流，盲目流动。其实人家是符合流动规律的，政府反对人家流动才叫盲管，盲目管理。农民在农村的生活不能得到改善，他必然向城市流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这样农民才会越来越少。把公民的权利赋予他们，把户籍制度改变了，这样他们自己就会实现很好的流动，不需要政府来操心。这还是一个深化改革的问题。我看今天主要的任务是把计划体制留下来的东西改掉。一个是农村的问题，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计划经济加给它的束缚太大。另外就是城市里面，经济变了社会没有变，像政府的角色等。

　　和谐社会要有宽容与协商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觉得和谐社会这个提法的确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这个概念如何界定？虽然比较含糊，但是含糊本身也是汉语表达方式的一个微妙之处。重要的是：现在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讲，也不管谈什么“主义”，很多都可以归纳到“不和谐”这个根本上来。

　　我们以前谈稳定，谈“稳定压倒一切”，而和谐社会是更高的要求。现在我们的领导、决策者开始感到这是一个问题，因此在强调稳定的同时现在开始比较多的强调“和谐”。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到底什么是“和谐”呢？我觉得这个词和我们现在讲的很多话一样，的确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理解，或者说是多元化的解释。比如说可能有人认为，所谓不和谐就是老百姓“闹事”，“和谐”就是像文革时所说的那样：“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就和谐了。

　　我不这样看。我觉得真正的“和谐”必须是有几个要素：

　　第一，“和谐”是要“和”，“和”就必须要有宽容。个别利益集团单方面咄咄逼人，让所有的人都必须对其就范，就不能说是“和谐”。

　　第二，“和谐”还要有“谐”，词典中说：“谐”就是“商量好，办妥，多指跟别人打交道的事情”，音乐上有所谓谐调，就是多声部的和声，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多种声音又可以互补，这就必须有协商、必须有谈判。也许稳定是可以没商量的，但是“和谐”必须是有商量的。因为就这个字本身而言，和就是和解，就不是你胜我败，不是说你把我压下去就是和谐了。和谐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声音的互补。

　　石小敏：和谐有商量，是不是和谐就一定有稳定？

　　陆学艺：可以说和谐的社会从基本面上说就一定是稳定的。

　　孙立平：八十年代的特点是，叫逐渐的不平衡感，就是每个阶层都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你想什么叫不平衡？就是说他有满意的一面，又有不满意的一面。你说个体户，说我很有钱，但是社会歧视我。干部这块咱挣一年的钱还不如他一个月挣的多，但是一想还有劳保，每个阶层都有满意的一面也都有不满意的一面，这是普通的不平衡感。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变化在什么地方？就是由普通的不平衡感，变成了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就是八十年代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几乎都有很牛的方面，很强的一面。而现在出了一批不牛的人，你农民有什么可牛的、你说下岗有什么可牛的。

　　秦晖：其实八十年代的那种现象很好理解，那是因为七十年代造成的。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帕累托改进”，就是所有的人得利，只是得利多少，这样一种改进。

　　孙立平：这实际上是现在所谓和谐社会的坎，和谐社会利益肯定是多元的，多元肯定是有矛盾的，有矛盾肯定是需要表达的，这个时候才出现需要协商、需要谈判，但是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坎，就是这个坎怎么过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问题是这个口子怎么开，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怎么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走，但是又不至于中间崩溃的过程，更多的国家觉得十分困难的考验就是这个，怎么过这个坎我觉得是主要的。

　　秦晖：这个“坎”能不能过好，关键就是强势者能不能主动协商。

　　孙立平：现在问题已经积累到这儿了，不说将来积累得是不是会更多多，现在已经积累到这儿的矛盾该有个好的办法。从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感觉到，政府想主动解决，我觉得从最近处理这几件事来说是想主动，但是你能够看得出来，无论对于现在所面临的情景的判断，还是说这个主动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出口，这当中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要研究现在坎究竟卡在什么地方？

　　秦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想“主动”都不知道找谁主动。比如劳资谈判，那里有一个商会，这里有一个工会，主动就是商会找工会去谈。现在所谓主动的确是这样，出现一个事情，决策者或者强势者往往可以做一些利益的让步，但是前提是这个协商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如果是有多元利益的表达机制的话，这个主动我觉得还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至少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知道应该向谁主动。我觉得最根本的失衡并不是“利益”的失衡，而是“权利”的失衡。市场经济何以造成不公平，再分配何以造成不公平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因为权利的缺失。

　　所以与其说最低福利保障不如说最低权利保障，比如说土地问题，我觉得如果现在要搞一种以福利保障为理由来剥夺农民权利的制度安排，那么最后的结果这个保障就是更没有了，现在我觉得我赞成给农民地权，这个理由并不是效率理由，我并不认为农民有了地权以后土地就更有效率。农民有地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使农民有了一个最低的权利保障，就是有一些领域是风能进、雨能进、权力不能进的，比如这个东西你要碰你就得跟我商量，你不能给我任意的想剥夺就剥夺了，尽管这个剥夺也许你是以效率为理由的，甚至也许的确是有效率提高的，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做。首先有了权利，然后他们就用这个权利去争取利益，然后他们也就有利益了，要说在没有权利的基础上他们能够有利益保障，甚至假设可以通过剥夺他们权利的办法来给他们提供利益保障，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以经济改革促进社会和谐

　　石小敏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和谐社会是什么样式？我从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来谈谈这个问题。

　　改革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国内的调整、改革为主，开放为辅；90年代，开放带动改革，沿海示范内地，实践推动政策与理论的创新，经济生活引导社会、政治变化。前后两个时期，改革的社会动力结构有明显不同。

　　八十年代是什么短缺改什么，那些对原有的计划体制相对不重要但是对人民的福利和社会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最先改革。但是我们那时候不怎么开放，或者开放的幅度非常小。

　　1992年以后以开放带改革，主要是因为自身的力量有限。经济方面先改革，更多的让利于外资。但这也逐渐形成一些问题，包括外贸依存度过高。

　　上次的调控主要是两部分，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出口。出口这块的主要问题，是对于外资企业的优惠过多，比如劳动利益保障不够，环保扣除很低，还有很多税收优惠。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使国内的有机产业链条，包括一、二、三产业的配置跟不上。因为汇率、税收、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是鼓励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而且，外资企业也很少受到国内垄断机构的影响，比如电力提价、铁路提价对他们的影响很小。

　　我们每年用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债券，如果我们自己投资，反而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收益，这说明我国的投融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民营银行发展不起来，民间投资上不来，过分依靠外资，倾斜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导致经济的发展战略、改革的发展战略严重缺失或者失衡。社会生活的问题、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衡，都与此有关。比如现在消费热点主要是房子、汽车、出国旅游加上高等教育，这些消费和大多数人的联系越来越少。

　　我想，要校正发展战略的缺失应该靠体制改革。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改革，是破除垄断，促进竞争。所以我们可以从经济角度来纠正发展战略的偏失，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