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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周期，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中央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正是“中国经验”的基础，使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对社会学来说，协调发展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思想，社会学建立的160多年来，经典的社会学家都在反复地重申这个主题：协调、秩序、进步，等等。在社会科学
中，社会学的追求“协调”、经济学的追求“均衡”、法学的追求“公正”、政治学的追求“合作”，这都是一贯的学科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协调、均衡、公正和合作，绝对化的协调、均衡，会沦为缺乏激励和活力的平均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发展的突破和超越，恰恰是打破原有的所谓协调和均衡。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要破除绝对平均主义，增加激励，加快发展的速度，甚至是超常规的发展。然而，这种超常规的发展也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新的失调和失衡，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调和失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价值，它的内涵之精髓，来自“中国经验”的基础。举例来说，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和其它国家的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一个人口小国来说的辉煌成就，除上13亿人口就算不上什么了，而任何微小差误乘上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问题。比如GDP的增长率，由于中国目前每年仍净增长800多万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30左右，所以，相对于日本经济增长2%的数字，中国经济虽然增长8%，我们也不能飘飘然。
以上所说强调了“中国经验”的重要性，中国经验将来肯定会改写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理论，会修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一些既有规则，至少从社会学来看是这样。这是因为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很多超出我们一般所说的“常态社会”的新经验。
长期以来，社会学的主流，就是研究“常态社会”，即认为在常态的情况下，社会的变迁是按照一定的既有规则进行的，即便是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也是长期变化积累的结果。社会学的主流思想，是坚信人的理性力量和社会发展的有序性，认为在社会发展领域不存在无法追寻因果关系的“裂变”和“突进”。所以，即便是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越轨社会学”、“灾难社会学”，等等，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角度来考虑的。社会学以往对失业、人口过多、贫富差距、贫困、疾病、犯罪、教育短缺、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假设出发的，只不过把这些社会问题视为“常态社会”秩序的“失范”而已。
直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风险社会”(risksociety)理论，国际社会学界才开始认真地思考，今天的人们是不是真的面对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常态社会”的“风险社会”。但国内社会学界，由于大家集中关注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中的发展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反思“风险社会”理论对认识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意义。
“中国经验”这个概念，对于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非常重要。从“中国经验”出发，我们才能真实地了解中国发展中诸多社会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这些临界点单凭既有的规则是推论不出来的，而不顾前提条件和约束，单从原则推论出的结论往往会是虚假的。比如粮食问题，20年前国外就有“谁来养活中国”的说法，中国也的确每年耕地都在减少，而人口每年还在大量增加，但20年过去了，粮食没有发生短缺，粮价在没有大幅度增加粮食进口的情况下也没有飞涨。什么原因呢？数亿人的消费结构变化会改变很多问题，水产品、蔬菜、水果、奶制品的大量增产，使城市人均年消费粮食从20年前的150公斤下降到今天的不到80公斤。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应结合实际进行分析。中国的人口总量对一些既有规则的改变，增加了中国发展中社会风险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预见性”。
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中国决心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走有社会活力的共同富裕道路，坚决防止经济、社会、自然的重大失调，坚决防止一切权贵资本主义的趋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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