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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又称交易费用，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提出。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而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并将其区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两部分。所谓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协议的成本。所谓事后的交易费用是交易已经发生之后的成本”。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则
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但是马修斯认为所谓“交易成本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生产成本是人与物之间打交道的成本”这一提法，与其说给出了交易成本的定义，不如说描述了交易成本的属性。他认为，“交易费用是事前发生的为达成(arranging)一项合约而支付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Supervision)贯彻(enforcing)该项合约而支付的费用”。
经济学家从特定的问题导向、研究视角以及理论倾向对交易成本作了概括。当我们把交易成本这个理论工具引入城市经营的研究中去之后，可以认为城市经营中的交易成本泛指城市政府为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目标，提高城市竞争力，在城市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成本支出。它主要包括城市政府对自然生成物(如土地、水域、矿产资源等)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制度成本；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寻租成本；优化城市经济环境的各种费用支出；城市制度变迁中的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等等。
我国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城市经营中不规范的现象和行为大量存在，相对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城市经营中的交易成本普遍奇高，且交易效率低下，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生成物经营中的不正当交易和制度变迁
对自然生成物的经营(如土地、水域、矿产资源等)，可以说是大多数城市经营的主要内容。因为就政府而言，对自然生成物的经营是一种最便捷和大宗的获取收益的方式。但土地等自然生成物是一切经济活动最基本的载体，同时又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是城市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城市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城市土地等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经营，使有限的城市空间发挥最大的效用。然而，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城市土地等自然生成物属于国家所有，政府作为这些资源的代表，享有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但某些城市特别是市、县等中小城市为了眼前利益不能有效地经营土地等自然生成物，导致了各种不正当交易行为的出现，从而使得交易成本居高不下。这些成本主要表现在：①划拨或出让城市自然生成物(特别是土地)经营权过程中的寻租成本。如各个企事业单位为了争取到好的地理位置的土地开发使用权竞相向城市政府寻租。②土地等自然生成物的度量和产权的重新界定所发生的费用。③城市制度变迁(转换)前后的摩擦成本。这主要指城市政府制定、颁布和实施土地等自然生成物的使用规则等制度方面的摩擦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目的是改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同的安排，以实现全社会福利的提高，但其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使得经济制度不能沿着理想的路径连续演进下去，而只能采取一种被动的缓慢方式。当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利用特权对自己的既得利益进行维护时，代表传统势力的制度安排必然会阻止新制度的实施，从而使得制度变化的交易成本十分巨大、制度变迁的进程延缓、经济发展步伐就此放慢，并最终导致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低效率、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这种情况在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因为在城市土地制度变迁中必然会危及到某些人的利益(通常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虽然弱势群体很难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来维护自身利益，但他们往往会利用一些原始的方法(如静坐、绝食等)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这对于城市土地等自然生成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将产生不利影响，也极大地加大了交易成本。
2、城市基础设施经营中的权力寻租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是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的选址和居民的迁徙的导向性、提高城市的竞争力、体现城市的价值等方面。正是因为城市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所以，城市基础设施经营必须在城市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根据A.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物品具有①非竞争性，即公共物品的保护和生产不具备竞争性。②非排它性，即公共物品生产后就不能阻止其他任何人对它的消费。这些特征的存在，使得私人(主要指企业)投资很难或不愿进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此时只有政府才会介入具有规模经济兼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以弥补市场供给的不足和运营的低效率。因此，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者应该主要是政府，但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城市政府由于其具有“经济人”特性(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想方设法寻求晋升机会)，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寻租者抽租，从而无形之中增加了城市交易成本，阻碍了城市发展。目前这种情况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一方面，政府官员可以有权以正当名义将某项基础设施建设权授予任何寻租方，并且可以保证寻租者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寻租者在争取投资项目时可以尽可能满足政府官员的利益要求。这样，寻租活动就有其生存滋长的空间。寻租行为的客观存在，也就使得寻租者不得不利用额外的款项来贿赂城市政府官员以争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寻租者在寻租成功以后，必定会利用该项目的投资来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利益。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媒体频频报道的“豆腐渣”工程大多是因此而产生的。
3、城市无形资产经营的缺乏和误区
城市经营活动不仅包括城市政府对有形资产的经营，而且也包括城市政府对无形资产的经营。城市政府无形资产经营外延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城市的独特历史人文景观、独特自然资源和社会环境、独特的城市布局规划和区位优势、独特的城市社会发展战略，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的大型交易会、博览会等。它体现了城市的价值，良好的城市形象能使城市居民引以为荣，使投资者信心百倍、乐意投资，使旅游观光者真正体验到城市“人文风景”带来的效用(一种心理满足感)，从而无形之中提高了城市综合竞争力。由此可见，城市无形资产对城市的发展创新、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尤为重要，是城市经济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之源。但目前我国的一些城市在经营过程中还存在着对城市无形资产经营重视程度不够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城市政府还是城市居民都缺乏一种维护城市形象的动力和习惯，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城市居民的综合素养。事实上，投资者尤其是国外投资者决定对哪一个城市进行投资往往是凭其对城市的第一感觉来定夺的，这种感觉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而城市形象因素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城市在城市无形资产的营造上走入误区。一是把大搞形象工程与树立城市品牌混为一谈，误认为搞几个形象工程，就是无形资产。甚至有的城市领导人不惜巨额投资，劳民伤财搞形象工程，为自己树碑立传。二是把虚名、炒作与城市无形资产混为一谈。误认为争个″全国第一″，或搞几个大活动，狠狠地炒作一番就是有了城市的无形资产。在搞城市无形资产的过程中有的人热衷于争虚名，有的人认为获得″中国某某之乡″就是无形资产，为了这个虚名一些官员竟然造假。这些形象工程和虚名炒作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从而导致了在政府在城市经营中要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
4、城市经营环境不尽人意
城市经营环境是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它不仅包括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如城市投资的基础设施状况、卫生条件和自然环境等；而且还包括城市发展的内部环境、如政策环境、服务环境、法制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等。在外部环境方面我国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一些城市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违背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越来越要求良好的生存环境，政府又必须斥巨资以治理生态环境，势必造成了高额的城市成本，也导致了政府在城市经营中交易成本的增加。而在内部环境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①有些政策与经济发展相抵触，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政策朝令夕改，缺乏基本的稳定性。②有些政府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各种侵权行为时有发生。③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还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如不久前，某市在清理行政审批的调研中发现，一个三星级宾馆竟然需要办理160个各种“证件”，宾馆一年为此要支付21万元“审批”费用，并且专门安排2个员工负责此项“业务”。大量以企业设立、经营资格、许可证等行业管理名义存在的行政性审批，不仅给企业的创立和正常经营增加大量负担，而且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力，降低了企业运作效率。由此可见，怎样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城市营运绩效，是我国城市目前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作者单位：湖南省交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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