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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何礼泰(James Hughes-Hallett)第一次来到香港。这个1970年从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的年轻人发现，当时的香港很令人失望：“这里相当保守，和伦敦相比它更像是一个州。”像很多初次踏足亚洲的欧洲人一样，当地社会的复杂性也让他难以理解。
需要过上一段时间，何礼泰才会知道，他到来之时，正是香港社会发生剧烈转折的年代。自1950年代以来，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已使这座城市跻身于亚洲最繁荣城市之列。而
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则展开了一场社会革命，它将经济成就转化成更宽敞的住宅、更多的医院与学校、更舒适的环境……伴随着出生于香港一代人的成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香港意识”诞生了，越来越多的人将香港视作自己的家，而非暂时落脚之地，他们不称自己是中国人或英国人，而是香港人。而香港的经济版图也正在发生戏剧性的改变，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洋行开始逐渐感受到新一代本地商人的压力。
何礼泰当时进入工作的太古集团与怡和、和黄、会德丰并称四大洋行。它们都是由19世纪那些雄心勃勃的英国年轻人创建的，利用英国人享有的特权，他们在香港经济中占有无可争议的制高点。何礼泰强调太古集团是由航运业开始，进而进军地产、航空与制造业，它最负盛名的产业包括国泰航空公司、太古广场等。何礼泰在太古广场的办公室悬挂的19世纪船运的油画，表明了太古集团漫长的商业传统。
“更加国际化”，是何礼泰对于过去28年香港变化的真实感受。在整个80年代，英资企业不再是香港经济的主宰，和黄与会德丰已先后被李嘉诚与包玉刚收购。除去越来越多不同地区的投资进入香港，香港本地第二代企业家们大多在欧美接受教育，他们使香港的商业色彩更加多元化。
在1999年正式就任香港太古集团CEO之前，何礼泰在澳大利亚、日本等地有过广泛的工作经验。他相信香港享有全球罕见的自由宽松的商业环境，政府不插手任何商业事务，商人们可以心无旁虑地经商。同时，香港企业具有特别的灵活性，当成本太高时，制造业主们就将流水线搬出香港，大部分到了中国大陆，这迫使香港将重点从制造业转变为物流业和通讯业。在香港的商业哲学中，有一种天然交易员式的敏锐，使狭小的香港产生了如此之多的超级富人。
制造业帮助香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起飞，而一直到1990年代之前，地产业都是香港经济最主要的支柱。而如今，如何与中国做生意则成为香港商业世界最重要的部分。何礼泰相信，稳健的作风是太古集团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在1984年中英会谈前给香港商业世界带来的信心危机中，怡和选择了撤出香港的战略，而太古则选择了立足香港、更密切地与中资企业合作，香港中信集团是它最为密切的合作伙伴之一。
但出人意料的是，何礼泰似乎从未相信流传在西方世界的关于如何与中国做生意的“传统智慧”。在2003年9月香港大学的一次讲演中，他说在中国做生意既不需要“本地合作伙伴”，也无须过分将精力投放在“搞关系”上，你甚至不需要遵循所谓的潜规则，只要按照规矩办事，在中国做生意是可以赚得利润而回的。太古集团在上海投资的中信太富广场、厦门的飞机维修中心都运行良好。
那么，进入庞大而复杂的中国市场的关键是什么？决定在哪里推行什么产品？何礼泰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选择，你必须学会有选择、有重点，有时需要考虑地域因素，有时需要考虑产品特点。另外一点是，怎样找到合适的人。
“我们必须得抵抗随潮流而动的诱惑，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何礼泰这样回忆5年前开始领导太古集团时面临的困境。彼时正是新经济狂潮感染整个世界之时。在香港所有企业中，太古集团的经营哲学与众不同，它缺少更强的戏剧化色彩，却具有值得信赖的稳定性。在1980年代抵御了英资集团撤离香港的诱惑，在1990年代末，它没有投身于dot.com运动，这种不无保守的稳健性，在何礼泰每一句谈话中都表露无疑。他拒绝作出直接的判断，更没有这个年代的商业领袖身上普遍存在的表演欲。
在2004年年底，何礼泰离开任期5年的香港太古集团回到伦敦。此时，也正是国泰航空公司成立60周年的纪念日。这家成立于日本战败前夕的航空公司，不仅目睹与帮助了香港在战后的兴起，今天它还试图帮助香港重新回到亚洲航运中心的位置。
今天的香港或许正处于另一个转折时刻，它需要重塑自己。太古集团在香港漫长的历史中，从某个侧面表明了香港自我更新的超凡能力。而何礼泰似乎更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香港的法治系统、自由精神、开放意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有着巨大的优势。
(作者最近作品《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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