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

　　“伟大的转折时刻”出现在这一年的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里， 290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在建成于1959年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目睹了清王朝的衰落和军阀混战，亲身经历了艰苦的长征，抗击了日本的入侵并赢得内战。在激情洋溢地参与建立新中国8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又被卷进了另一场浩大的动乱——他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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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之后，中国驶入了一条湍急的“左”的航道，而如今他们需要纠正航船。

　　“开放”往往要比“改革”更早发生。1978年12月19日，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天，总部在美国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宣布中国将订购3架波音747飞机；也是在这一天，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宣布，已与中国达成协议在上海设立瓶装厂，向这个将近10亿人的市场销售它的碳酸饮料。一个多月后的1月29日，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出访美国，刚刚在几周前被《时代》评选为年度人物的他戴上了牛仔帽。23天前的1月5日，时任安徽省第一书记的万里对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

　　新的开端总是以清理旧遗产开始。早在1977年复出前，邓小平就已直言不讳地攻击了“两个凡是”，而到了1980年，他应该更为清晰地表达他对他的前任的看法。“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说天安门上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他说尽管毛泽东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犯下了错误，但是他多次将党和国家在危机中挽救出来，如果没有他，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就在说出这番话的三个月前，邓小平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成了对刘少奇的平反。在文革中，刘少奇是比邓本人更“反动”的“第一号走资派”，“平反”本身就意味着否定了毛泽东的决定。邓小平用“三七开”来评价毛泽东，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人们显然对那三分错误更为印象深刻——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竟然也会犯错误。

　　也是在这一年里，“四人帮”被宣判，华国锋辞去了最后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分别由胡耀邦与邓小平接替。

　　要想了解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比《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更好的文献了。与毛泽东恣意汪洋的文风不同，邓的讲话简洁、朴素，政治学家邹谠说它“有时甚至是漫谈式的”。而比起毛对理论的爱好，邓小平基本很少引用马克思理论家们的术语，邹谠还发现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被并列提了三次，斯大林还被单独提到了三次，其中一次意味深长：“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政治改革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邓小平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1984年10月6日，他相当诚实的说，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而所讲的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而在同一天的会议上，他说进入小康社会，也是一个政治目标。

　　翻开第二卷文献，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对于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他从70年代末起对美国、东南亚等国的访问，有力地消除了中国在文革中树立起来的咄咄逼人、输出革命的国家形象；他大胆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的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的军队改革，则试图使军队现代化；他开始精减机构，动员老干部退休，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经历了一个变幻无常的时代之后，邓小平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影响因素。

　　1984年

　　1984年是邓小平一生中的巅峰时刻之一，就像1949年之于毛泽东，或是1911年之于孙中山。距离1978年那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已经5年，中国正在挣脱令人窒息与一片茫然的氛围。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中国社会似乎从未生产过足够的粮食，但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到了。邓小平在1983年初视察江苏、浙江与上海等地时发现，“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一股乐观情绪鼓舞着整个社会，在通过“伤痕文学”尽情发泄对于往日的不满与失望之后，开放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新事物也让人们目瞪口呆：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为参桂补酒播放了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在首都机场里出现了正面女人裸体画；1980年，北大的学生开始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个体户成了富裕的代名词，1982年有人穿上了牛仔裤；1983年北京农展馆里首次举办了时装表演；1984年，纺织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出差时穿上了线条流畅的裙子……国家情绪的改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一些集体性的事件也正在使得这个被漫长的战争与内乱弄得精疲力竭的民族重新获得想象力，中国女排在1981年获得了世界冠军，1982年11月的第九届亚运会上，中国获得金牌数量首次超过了日本，而在1984年7月，许海峰在洛杉矶摘取了中国首枚奥运金牌，在那次仍被冷战笼罩的竞赛上，因苏联的抵制，中国获得了金牌数量第三的成绩……

　　对于这个国家和邓小平本人来说，这一连串的兴奋在1984年10月1日迎来了高潮。那一天，80岁的邓小平横穿天安门广场，耳边回荡的是上百万人此起彼伏的呼喊——“首长辛苦了”。这一次的大阅兵让在场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大为震惊，他后来颇富情感地回忆说：“作为国防军的一名年轻士兵以及30年后作为国防部长，我学会了不那么重视阅兵式。但在天安门广场上沿长安街那场壮观的表演确实是压倒一切的。谁要是在电视中看到洛杉矶的奥运会开幕式，他就可以设想一下，把洛杉矶体育场上的演员人数用100再乘出一个数就是所看到的情况：五彩缤纷的大小彩旗，很多大的绛红色的气球和成千上万只小气球悬在广场上空，还有50万人身着艳服围成大圈跟着乐曲跳舞。”而在阅兵式后，施密特看到了“望不到尽头、五彩缤纷、扣人心弦和轻松欢快的游行队伍，他们由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队组成。”

　　在天安门这座象征着传统皇权的城楼上，邓小平说“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兴奋与自豪的高潮来自于这一时刻：一群由年轻人组成的方队在经过观礼台时，一幅制作简陋、由歪歪扭扭的“小平，你好”四个组成的横幅，被意想不到地举了起来。这个本应被严格禁止的举动，日后成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场景。这个自发的举动，更有力的表现出公众对于一位政治领导人的亲密情感。比起18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迷狂，这一时刻充满真挚却冷静的热情。

　　80天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这是邓小平一生中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18岁加入革命，23岁成为中共中央书记，25岁领导百色起义，一直到45岁前都是在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度过的，62岁以后又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像他那一代或再年长的几代人一样，他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承受的一切痛苦、遭遇的种种挫折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中国获得她失落的尊严。香港是这一连串屈辱中的第一个，即使毛泽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也未能消除这一旧遗产。在与邓小平的两次会面中，撒切尔夫人发现这个在会谈中要在脚边摆一个痰盂的老人，态度坚定、执着并惊人的直率。一个过于戏剧化并被时常提起的细节似乎已为这次延续两年的谈判奠定了基调。那是1982年9月24日，仍沉浸在从马岛战争中取胜所带来的喜悦当中的撒切尔夫人，在邓小平面前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拒绝，在离开大会堂时，她意外地跌倒在台阶上，这一情景随即引发香港恒生指数的暴跌。

　　对于一位80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过分繁忙、兴奋的一年。1月24日—2月10日，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并分别题词；2月11日—16日，他来到上海，说开放得还不够；2月份还会见了乔治城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重申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3月25日，他再次会见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中日必须将两国家关系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框架内；4月18日，他对英国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在1997年之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保持50年不变，6月22日，他又对香港代表钟士元重复了这一点；4月18日，他还见到了比他年轻7岁的里根，尽管后者是美国历史上意识形态色彩最浓重的总统，一心相信资本主义必将战胜社会主义，但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邓仍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他还马不停蹄的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巴西总统、缅甸总统、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突尼斯总理……在外交战略上，他用“反对霸权，南南合作”逐渐取代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

　　邓小平用何种方式保持旺盛的精力？1984年见到邓的聂卫平发现老人仍是个令人生畏的桥牌对手，前者说保持健康的四个原因是：打桥牌、游泳、吸烟、喝酒，像60年前一样，他仍痴迷于足球比赛。

　　变化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1984年充满着更多的预言色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冷战序幕刚刚拉开的1948年，描绘了未来世界的悲惨景象，极权统治使人类彻底失去了自由。根据这一预言，苹果电脑的斯蒂夫.乔布斯制作了轰动一时的广告。在这一年的2月份，苏共总书记安德波罗夫去世，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72岁，比里根与邓小平都年轻，身体状况却很糟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在53岁的戈尔巴乔夫身上，他当时的职位是苏维埃外事委员会主席。比起仍旧“邪恶”而衰败的帝国苏联，中国的独特生命力令人吃惊。一年后，当《时代》再次将邓小平评为1985年的年度人物时，对他的赞扬主要来自于过去6年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比起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的戏剧性的动作——他同样提出了“改革，重建”，并出人意料地与里根进行裁减核武器的会谈，邓对普通公众的物质生活的改变更令人难忘。

　　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邓小平自己，都将1979年—1984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农村是它的突破点。而此后，改革开始进入城市。“改革不是浪漫曲”，大约在1992年，《中华工商时报》的一位名叫胡舒立的记者用这样的题目回顾80年代末的改革。的确，自从1985年之后，改革最初的生命力正在减弱，而一些弊端则开始暴露。在最初的几年，除了文革中的造反派，几乎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收获到更多粮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身份，工人开始恢复上班，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了工作……

　　但在高歌猛进的变化中，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同样暴露出来。在1982年7月1日公布的人口普查中，中国首次超过了10亿，通过29台巨型计算机得出的确切结果是1，031，882，511。这个数字在1964年是6.946亿，1953年时是5.862亿，而在1900年时是4亿。邓小平与他领导的政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超过10亿人口的个人与机构，而1984年时全球人口不过48亿。

　　疑虑

　　中国社会不仅如此庞大，而且也如此复杂。谁会指望5年的改革会清除掉所有糟糕的旧遗产，每一代人也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治理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必须学会在几线同时作战，既要面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极端的共产主义社会留下的遗产，也要面对一个崭新的新世界。领导与统治的艺术，在这个国家是如此重要。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早在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就意识到，在改革进程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副产品开始出现了。改革开放最初朝气蓬勃的社会空气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公平”的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化。

　　“十亿人民九亿商”是1984年的场景，而到了1985年，人们发现那些不再进入政治舞台的高干子弟们通过“官倒”获得了巨额的利润，那些掌握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们发现，自己的收入还没有那些小商小贩多……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也止步不前，产量在1984年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而在城市中推行的经济改革，也没有最初农村改革那样顺利。在企业改革方案上，“承包制”未能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解决问题，正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所说，1985年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科斯定义的企业，中国的现代公司制度一直到1993年才真正建立起来。而那些更为活跃的民营经济，总是得不到基本的政策上的帮助。中国也缺乏一个能够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在众多的国有企业试图不再充当工人的终身保姆之时，社会却不知道如何为那些在工厂中服务多年、习惯于一切都由工厂解决的工人提供新的机会……

　　当改革的速度开始放慢，改革者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化时，各种质疑必然会出现。在改革的最初，人们为一点点利益而兴奋，为一点点自由而倍感快乐，而现在，当人们获得的越多，他们想要的就越多。当普通民众对眼前迅速变化的社会风气不知所措时，知识分子则开始了更为本质的追问。当邓小平在1978年表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知识分子仍为过去20年的历史战战兢兢，而时间到了1985年时，知识分子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一支影响巨大的力量。经历过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都知道，诗歌、哲学与思想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时代，有幸上大学的年轻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们热衷于谈论尼采、萨特，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谈论比尔.盖茨与默多克，一本尼采的书可以卖到15万册，更为晦涩的《存在与虚无》也能卖到10万册……人们渴望通过新的思想来重新理解生命、爱情和世界，而追问得越多，他们就越发现需要对自己的国家与历史进行重新的思考，那些曾经坚固的信念都烟消云散了。

　　在1985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本书是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通过这本书达到了顶峰。这本书粗暴与煽情的写作方式使大多数读者相信，中国人懒惰、自私、不讲卫生……一直到中国打开国门前，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既来自于传统的天朝帝国传统，也来自于我们新的社会制度。但如今，他们却发现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却享受着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更自由的生活。对于中国的质疑，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伴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加越发显著。一位当时的学生俞敏洪说，他甚至希望飞机将他空投到美国，多年之后，这位一直未能如愿的学生创办了新东方学校，成为赴美留学基地。

　　临界点

　　一些最为基础的东西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在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当社会情绪越来越强时，一些调整也显得迫在眉睫。在文革结束十年后的1986年，对于毛泽东与文化革命的深入探讨越来越多。在这一年9月接受美国CBS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在提到当前中国时，邓小平也相当坦诚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事实上，邓小平或许比任何人更清楚眼前面临的问题。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革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更多的年轻的、拥有更好的职业技能的官员必须被引入政治系统；城市改革中遇到种种困境，多数都是过时的体制所带来的；他也知道，面对改革停滞所带来的痛苦，提高速度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在1986年6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在这一年的11月9日，他还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到了1987年迅速转化成现实，在那年的十三大上，一些更为年轻的、富有改革意识、理解现代政治与经济的官员被引入最高决策层。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发现5位政治局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邓小平仍未能实现在这一届大会上退隐的愿望，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但仍是国家军委主席。与邓同时从中央政治局退出的还有另外两名元老，陈云与彭真，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史的某种化身，也共同遭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邓小平一直在努力说服他的同代人为年轻人腾出空间。

　　当时间来到1988年时，“价格闯关”则成为提高经济改革速度的举措。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与经济秩序混乱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88年也是自1984年以来持续积累的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的时刻。激进的价格改革举措，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在因物资匮乏而让民众倍感紧张的同时，长沙的白菜获得特大丰收，政府为了维持价格与农民利益，出资11万元收购200万斤白菜倒入池塘中。

　　由于历史过分短暂，我们仍不足以对于1989年的混乱作出足够的评价。但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1989年的确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对于已经85岁的邓小平，这一年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

　　退隐

　　从1989—1991年，世界重组了。英国历史学家将1914年—1991年定做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以一次大战开始，以苏联解体终结。在这77年间，意识形态的争端贯穿了整个世界。也许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格雷所说，20世纪的奇特之处在于，人类第一次不是因为争夺资源、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世俗的信念而战。

　　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外部因素对它的作用往往与内部因素同样重要，全球性因素对于中国影响非常显著。没有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如果中日战争不爆发，那么中国的局势会发生变化。而中国在1956年走向一个激进立场，也与匈牙利事件与赫鲁晓夫关联紧密……

　　在1989—1991年之间，中国再次面临一场激烈的全球性变革。邓小平是在1989年11月8日辞去他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在这一天下午3点，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决议，4点时，他前往人民大会堂与参会者照相留念。在他离开大会堂时，作为新当选的总书记，63岁的江泽民一直把邓小平送到门口，在临别时紧握着他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式告别政治舞台的时刻是11月13日，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对于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代表说：“(这)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但没人相信，在这个艰难而动荡的时刻，邓小平会真的离开政治舞台。中国正在陷入少有的孤立状态，但邓小平显然相信，外来者无法了解这一事件的复杂性。他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而在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12月1日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再次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的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也是一个倍感迷惘的时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甚至一些根本性的质疑也开始产生，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则更增添了这种迷惘与忧虑。从陈独秀算起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中成长的，一直到毛泽东彻底掌握领导权之前，苏维埃经验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革命。而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则干脆直接从苏联复制了所有可以复制的模式，在那个半个世界都插上红旗的年代，人人坚信东风必将压倒西风。即使赫鲁晓夫毁灭了斯大林神话，但中国从来只指责修正主义错误，而非苏联模式本身。两国领土的争执将原本已受破坏的关系推到了新的低谷，苏联虽成为“扩张成性的帝国”，但从未有人怀疑过列宁仍是中国革命的精神导师之一。但现在，那个一直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他们正在考虑是否继续保存存放列宁遗体的水晶棺。一些更为年轻与自负的理论家们则开始对于历史的变迁作出解释，他们说“历史已经终结”。

　　南巡

　　没人意料到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之举会引发如此革命性的变化。是的，他仍拥有无人匹敌的影响力。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间，他乘专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次后来被广泛引证与评论的行程，在最初却被中国的新闻界忽略了。在前后六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阐述了他的主要主张。他相信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是生产力；他解除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间的界线，说市场经济同样可以为中国所用；他从未放弃对于政治路线的强调，他与毛泽东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而为了确保这一点，党组织与国家官僚机构必须要高效、年轻化、廉洁。防止和平演变的最好方式，是比对方做得更好；他也强调了自己的实验主义哲学：“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对于全球局势，他仍保持乐观，他相信历史仍按照马克思到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预测进行着，既然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用了几百年，屡经王朝复辟，那么社会主义也可能要经受暂时挫折，他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要问题，中国反对霸权，并永不称霸。

　　当然，对于中国与世界而言，在这次南巡中，最令他们激动的是，邓小平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政策，还提出更大胆的号召。为了表明自己对于略显停滞的改革步伐的不满，他甚至用了他在讲话中很少使用的比喻，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也显露出只有他那一代身经战争年代人才有的气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的露面，但关于他的猜测仍在未来几年中不断进行，香港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试图从每一个细微的信号里寻找到他的健康状态。在他1992年充满不寻常的朝气的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增长期，而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价似乎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种新的统计方式表明，中国不但不会走向崩溃，而且正在成为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1992 年11月28日，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这篇文章第一次用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按照这种新模型，邓小平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平均GDP则达到了2700美元，是当时官方数字的7倍。在很多时刻，世界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的观察角度。这篇文章在结尾写道：“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全世界面临最重大的问题将是，如何面对一个充满自信、拥有核武器、掌握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而一片不景气正包围着此刻的世界，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中国却开始焕发无限生机，并且她宣称自己仍信仰社会主义。

　　尽管邓小平的身体日趋衰弱，他也曾经深刻地忧虑将国家的命运与一两个领导人的命运过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但他新选定的领导集体却正在获得越来越高的权威性。1992年，朱镕基从上海来到北京，他与江泽民有过不短的合作经验，他将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1993年、1994年，邓小平的文选再次增订出版，它的印量没有毛选那么大，却同样引起了购买的热潮。在回顾自己的漫长而坎坷的一生时，邓小平也看着自己过去的朋友与敌人中最后一批幸存者纷纷离去。1992年，李先念与聂荣臻去世，1995年，陈云去世，自延安时期以来，他一直是中共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1978年时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并在1980年代晚期，开始持不同意见。而在1991年时，被邓小平打到零分以下的江青也在医院中自杀，据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常常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并在床头摆放着她与毛泽东的合影。

　　邓小平的遗嘱显示了他多么尽力地去遵循自己的承诺，他竭力去除个人因素对于中国社会过大的影响力。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抛洒在中国大地上。他也不用像毛泽东那样担心他的遗产被篡改，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进了他经济改革的政策，在他去世8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继5年前破除计划经济迷信之后，又破除了所有制的迷信，一些更为敏感的旁观者发现，在这次大会上，再没有一名经过长征时代的老代表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发展

　　对于邓的遗产，我们今天仍持有争议。没人会否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同样蕴涵种种缺陷。一位社会批评家说我们正在面临“现代化的陷阱”。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平衡的社会；腐败日益猖獗，并有可能形成制度性的；这个国家正在失去灵魂，变成赤裸裸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而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也很少见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这一盛况——知识分子如此彻底地撤离公共生活……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占据这个国家70％以上人口的农民，仍未能寻找到有效地参与这个国家进程的方式，这也是困扰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所有中国政治家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过去常常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也正在妨碍这个国家的继续发展。艾滋病、环境的可持续性与日益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正在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障碍。我们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艾滋病人，这个人数可能在10年后超过1000万人；中国2／3以上的主要城市都有严重的缺水问题，被污染的空气、河流与森林已成为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观念的支配，男女的性别比例已达到116：100，人们或多或少会意识到，20年后当超过3000万的青年男子无法寻找到婚姻爱情时，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慌乱。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要承认，邓小平可能是20世纪所有主要的政治领袖中争议最少的一位。比起过去150年的剧烈动荡，1979—1997年的中国历史像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它没有全国性的混乱与精神迷狂，中国故事的主题不再是对抗侵略、军阀混战、阶级斗争、暴力活动，而是经济发展、如何提高每个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不仅摆脱了孙中山时代面临的全面性危机，甚至在外部世界也逐渐获得尊敬，西方世界多年以来谈论中国即将崩溃的习惯到了20世纪结束时，突然全部转变为“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论”。中国再次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试图追随的楷模。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她解决了香港与澳门的回归问题，尽管台湾的情况没有她最初预料的那样乐观。

　　大历史

　　中国的故事依旧在继续，但她已变得日益复杂。在2001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社会学家们发现中国社会已至少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很显然，不管是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还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民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当孙中山去世时，是广播与报纸通报了这一消息，而当邓小平去世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与互联网了解这一情况。当邓小平出生时，钢铁、石油、海军力量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而现在人们谈论的是电子战争。与前几位政治领袖不同，邓小平最后20年身处的时代，或许面临更为根本的社会性变革——全世界正在完成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移过程中，国家主义彻底失效了，它越来越不可能控制个人的生活。也因此，邓小平时代在20世纪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国家与社会的重心重新向社会一方倾斜，“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强调。而在此之前，不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强调将国家置于一切个人之上，政治组织随时可以进入社会每一个角落。

　　也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一种新的历史观逐渐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力。黄仁宇称之为大历史，他相信只有将20世纪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内来看，才会理解中国出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悲剧性事件。那些剧烈的征战与内乱，都是在为中国向一个通过数字来管理的现代国家的演进做准备。如果黄先生对于数字管理的过分迷信有失偏颇，那么另一位政治学者的描述或许更为可信。于1999年去世的邹谠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后来前往芝加哥大学留学并任教。他在1980年代曾写道：“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确遇到许多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国二十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起码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对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了失败，对前途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

　　2003年10月23日，宋美龄在美国去世，她的姐姐宋庆龄早在1981年就已离世。在某种意义上，她的离去宣布了20世纪的正式终结，所有历经那些浩劫与惨痛、筑造那些光荣与梦想的巨人式的人物都已告别。“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大约在1917年，孙中山写下了这句话。历史学家发现，尽管潮流常会有变化，但贯穿一个世纪，一些基本的趋势仍很显著，技术变革的速度加快，世界变得更加民主与自由了，经济增长是可以不断维持的。我们做到了一些，还有更多的没有做到。

　　对于历史，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忽略掉当时的情景，而一厢情愿地按照现在的角度来思考。对于所有伟大的变革者而言，忽视他们所处的时代，凌空谈论他们的成就都是可笑的。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能归纳出无穷的结论，给他们的遗产簿上增加源源不断的页码。但不要忘记英国作家阿多斯.赫胥黎的警告：“不过一两代人的工夫，那些标新立异的思想就变成了正统僵化的说教。”这些伟大人物最重要的、永不枯竭的遗产就是，他们在面对不同的困境时，都不畏惧传统的成见，愿意尝试新的道路，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可能所知不多，但他们心中都被一些热忱的信念所鼓舞着，他们知道到达彼岸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愿意相信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终有可能到达。他们当然也会、甚至经常犯错误，但他们比任何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