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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联响
这两日，雅典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在举国上下都为中华健儿顽强拼搏、频传捷报而击节赞叹的同时，也有部分项目意外失利的消息让人们扼腕叹惜。中国女足在小组赛中就被淘汰，体操男队、女队场上失误不断，男子羽毛球选手相继落马。也许，因为这些项目原先都是被国人寄予厚望的夺金亮点，“爱之深，责之切”，不少怀疑、恼火、指责都接踵
而来。
8月19日，《解放日报》奥运会特刊发表评论《要有问责制》，可能是这些声音中最严厉的一种。文章提出，“不是什么失败都是可以用‘付学费’来搪塞的……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提倡建设责任政府，一个相关的要求是建立问责制……譬如，把这样一位没有国际大赛经验，也没有任何女足执教经历的年轻教练，火箭似地推上中国女足主帅的职位，是否要对决策者追究责任？这几年，中国足协对女足到底提供了多少实实在在的支持？问责应该落到实处，而不是轻描淡写。女足如此，对一些反响大的失利项目进行问责，也自不待言。”
女足，曾是全国人民心头的骄傲，这次在出征前信誓旦旦要进入四强，最后一场未赢、惨淡出局，反差之大，让关心和热爱中国女足的人为之心痛。体操男团被冠以“梦之队”，但赛场上接二连三的失手，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临场发挥不佳“、“心理紧张导致失常”来解释。一个人两个人出现失误尚可理解，但如此大面积如同梦游似的失常，应该是赛前应对准备不足所致。对这些结果，的确应当深刻反思，总结教训。每个运动队都花费了国家不小的投入，肩负着征战国际赛场为国家和民族争光的重大荣誉和使命，不该失误的失误了，当然不能以轻飘飘的一句“给年轻交学费”了事。同时，作者也将问责的对象说得很明确，并不是在一线尽力苦战的教练员、运动员，板子应该打向那些负有决策权的体育官员。对文章中的这些观点，我都表示赞同。
虽然，我国的体育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部分行政运作的特点，使其在责任和义务的区分层面具有了问责的可能，但是，竞技体育能否像行政体系一样引入问责制度，我认为仍要打上一个问号。
竞技体育的特殊性是对能否问责首当其冲的疑问。残酷激烈的竞争世界里，影响最后名次和成绩的因素众多，不仅要凭借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竞争对手的实力，还有种种不可预料的瞬间偶然因素。因此，问责的要件本身许多时候就难以准确判断、区分———究竟是偶然的紧张失误，还是一贯的心理素质薄弱？究竟是平时的训练水平不够，还是对手发挥得太出色了？如果单纯以名次论英雄，名落孙山就难逃问责，这种成王败寇的功利性竞技心态，不仅对运动员、教练员来说不公平，对真正体育精神的弘扬也是极其有害的。
即便区分得清楚，有一两名失职者站了出来引咎辞职或受到上级的惩戒，这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问责制也并不是一回事。曾有专家在杂志上撰文指出，“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人民给政府授权，政府给官员授权，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政府则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所以，问责制度的全部正当性是基于‘权为民所授’。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要有严格的职责划分，政务应该公开和知情，立法机关应该成为问责的主体，并有多种方式行使问责主体的权利，例如进行独立调查，举行听证会，开设代表与公众之间的电话热线等。”那么，再来看看我国各项体育事业的运作现状，如果真的要问责，谁来问责、问责谁、怎样问责，哪一项具有明确而严格的制度性要求呢？专家断言，如果不能跟进以根本的制度保证，问责制也有可能扭曲、变形，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扩大、甚至掩盖更大责任的工具。我以同样的理由担忧，因为部分项目竞争失利而由舆论发起声讨，然后有一两个责任人去职或受到相关处分了结，人们若以为这便是体育界引入了问责，这不仅是对一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误解，更有可能掩盖了领域内一些体制、机制性的痼疾，错过痛下决心的诊疗时机。
尽管如此，我对“问责”动议的提出依然感到欣喜。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汉城奥运会成绩低迷，某作家在电视机前看得郁闷，一篇直抒胸臆的杂文《你们是怎么搞的？》，不单引起了社会反响，还惹起有关方面一阵不小的反应。如今，舆论不仅要问“怎么了”，还要追究“问责”，而且，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人会为此紧张、气恼、上火了。这其中的变化，应该也是社会整体民主意识进步的一个证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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