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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对企业家的暴力还要延续几十年”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3日 13:49 赢周刊

  信孚集团董事长 信力建

  冷战思维是富豪大忌

  信力建认为,在今天的环境里,作为一个富豪,不应该过分渲染自己的强势,并利用这种强势来欺凌弱小。从四川乐山的爆炸事件来看,仅仅是5000多元的人民币而已,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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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就送上了两条人命,而其中导致张明春最终孤注一掷的就是政府管理机构吊销了他的采砂许可证。也许葛君明没有利用政府,但他的这种强势地位却导致了政府的一些机构潜意识的进行“帮助”。对已经做到了富豪地位的企业家来说,从这一点应该学会妥善的处理与弱势群体的债务关系,要学会换位思考。

  既然《赢周刊》用“抗富恐怖主义”的名义做了这个专题,也就是说媒体也已经不再单纯的把这些暴力事件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来对待,在一个个的事件背后传达了什么,作为管理机构的政府应该思考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信力建特别强调,可以总结看出:这些事件无一例外的都发生在一些偏远地区,或者是二、三级城市等法制建设比较薄弱的区域;在这些地方,政协、公、检、法、司等机构存在但在功能上却不健全,因此,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大开发的进行,为弱势群体建立一个伸张正义的出口就成为必须——如有关协会、妇联、工会等等,给弱势群体留一个出口,也许就能保证一个企业家的活口。

  信力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政府、企业家群体要提前设置一个针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制度,如在大城市进行对民工的付出与培训,并帮助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有途径进入主流社会并被认可;而对类似于艾滋病等群体则进行帮助性的关爱。企业家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财富力建设一个宽容、包容的社会氛围,而不是加剧双方的对立,没有沟通的、加剧隔膜的冷战思维是富豪群体的大忌。

  政府不应该“亲富”

  信力建认为,社会上有这样一个不良的倾向,认为富豪群体在政府的眼里必然是强势的,他们更多受到政府的保护。这种不健康的导向误导了弱势群体在诉求上的悲情。在西方的政府诉求与宣传里边,他们倡导的是政府不是保护有钱人,成为富豪保镖;也不是保护没钱人,担当劫富济贫的角色;他们强调的是:政府是保护这个社会秩序的,并且也是真正能够发挥这个作用的。所以,从乐山爆炸案来看,这个事情不是企业家的错,也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而是政府在引导上出现了差错:社会上出现了仇富,政府层面出现了亲富,这两种行为都不应该。政府应该提倡三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

  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声音来看,毫无疑问,公众把企业家的功能放大,把富豪的责任无限延伸,结果就是:公众对富豪的求全责备。那么,富豪企业家到底应该如何做?企业家的责任到底是什么?理解了这些,也许社会就能多一分宽容。事实上,企业家对社会、对自己在产出方面就提供三个直接的产品:税收、产品、社会就业;而一个间接的产品则是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家是稀缺资源。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对企业家进行正面宣传,而不是抓住企业家的小辫子放大。战士在战争时期为民族、为国家冲锋陷阵,和平时期,企业家也同样扮演着这种保家卫国的角色,政府应该让企业家感受到这一点,并因此在这个社会传播这一点。

  “企业家的个人存在与任何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关键是他合法的提供了这个‘3+1’产品后,他就是对国家有道德的,他就是功德无量的!”信力建强调,“至于其他的,就不要对企业家们横加要求了!事实上,其他的东西也正是政府需要调节与管理的,不应该纳入到企业家的范畴内,各安其职,各守其分是最好的选择!

  暴力冲突还将在博弈中延续

  在今天的中国,“捞过界”似乎已经成为通则,所以,对企业家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复杂。信力建则认为,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就宣扬“为富不仁”的概念,但是,对于企业家来说,只要他在合法的条件下完成了前面所说的“3+1”产品,为什么还要要求他们一定要“仁”呢?

  就企业家这个资本来说,资本的本身是不存在好坏之分的,关键是看这个抽象的东西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发挥作用。信力建提出,为什么如此多的爆炸事件都是出现在偏远地区?这里边存在着一个资本生存的环境问题。资本的聚集有其集约效应,而这种效应天生的与小农经济产生矛盾;所以,在偏远地区,随着经济发展的渗透,一些城市资本或是地方区域资本在聚集当中就开始与落后的小农经济产生对抗。小农经济是一种熟人经济,这决定了一旦产生对抗就可能产生的扩散效应,所以,一旦对抗产生,博弈的结果往往是暴力的结局。

  在这个方面,四川乐山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如此,如何化解这种发展中的矛盾就成为当务之急,而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完全的市场秩序,用市场手段来解决这种冲突,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可以用市场把农民的利益转化为企业的利润的同时,也把农民转化为工人,并随着时间的发展让他们当中产生中产阶级。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就是硬性地把农民转化为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这种转化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从一极是一无所有的“农民”,一极是腰缠万贯的富豪,缺乏中间阶层的“哑铃模式”社会,发展到中产阶级凸显的“橄榄模式”社会,这是需要时间作为过渡的。这个过渡的时间在中国应该需要几十年,因此,这个时间段也就不可避免出现暴力冲突。类似于四川乐山的这种事件也许仅仅是一个开头。

  (赢周刊记者 张韬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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