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然是FDI的乐土资本流动渠道还应更通畅_证券日报_财经纵横

中国仍然是FDI的乐土资本流动渠道还应更通畅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11月17日 12:38 滚动新闻

　　本报记者李云龙

　　记者：我们知道，您对资本的流动很有研究，那么，您认为中国的资本流动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呢？我们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AndrewClark：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着资本市场

和利率，这使得资本市场和其他的市场交互变得很困难，这样做很不利于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处在市场化初期的金融市场更需要各个金融子市场的良好沟通和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政。比如，在成熟的欧美市场，民众的财富主要是投向资本市场而不是停留在储蓄领域，中国政府应该鼓励民众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投放到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中去。还有企业也需要一定的融资场所，中国的企业急需到金融市场来融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国应该鼓励企业到金融市场去，这样社会的资金才能流动起来，而不是都变成了存款。中国不要害怕企业可能会犯错误和受到损失，不能在资本市场得到锻炼，企业很难学会如何利用金融市场为自己的发展服务，这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我在武汉和几家企业交流，他们普遍反映融资太难了，如果中国的民众能够把钱从银行中取出来借给他们，这将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记者：那么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导致了中国储蓄不能很好的转化为投资，是不是基金能够起到促进储蓄转化成投资的作用呢？ AndrewClark：如我刚才提到的那样，中国的储蓄率是太高了，对于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说，这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它就象资本市场的泉水一样，这样的泉水对于资本市场来说真的是规模庞大，当然这里的资本市场不仅仅包括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个基础。中国需要资本市场有效的运转，这对于基金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政府需要鼓励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这样有利于储蓄转化成资本市场的投资，仅仅靠创造对消费品的需求来促进存款的转移是不太现实的，只有创造投资的需求才能合理的利用民众手中的财富。如果有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基金的存在将对储蓄率的降低很有好处，这能够使得民众的财富取得更良好的收益，当然，会增加的相应的风险，但是可以满足人们对不同投资产品的需求。中国的政府应该鼓励金融创新，尤其是基金品种的创新。这有利于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基金等机构可以作为储蓄转化成投资的工具和桥梁。这需要民众、机构投资者和政府三方的努力。但首先政府要放开过多的管制，有风险不要怕，怕的是不肯走出原有的模式，中国政府需要转变管理模式，给金融市场的发展放开手脚。记者：我们知道，您对债券市场很有研究，而且是国际上有名的债券分析师，那您认为中国的债券市场需要哪些改革呢？ AndrewClark：关于债券市场，我们发现，欧美的债券市场都很发达，而中国债券市场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缺乏相应的基准。发展中国债券市场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一个合理的基准，这是首要问题。国债市场不仅需要国家发行的国债，更需要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在中国还相当落后。中国的企业没有办法象中国政府那样很容易地筹集到资金，这影响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企业如果要发行债券的话，有很多的障碍要通过，这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且这也限制了中国的共同基金的发展，因为相对来说，可用于投资的产品太少，使得中国的基金业发展业相对困难。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地帮助企业融资，发行债券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政府应该更多的为企业服务，而不是固守原来计划经济所遗留的障碍，政府的改革需要放开手脚。

　　中国的企业需要在资本市场或者说金融市场得到合理公平的对待。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是不是可以利用香港的一些优势？ AndrewClark：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以说是改革非常的迅速。但的确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些改革也将使香港受益。而且，有些改革需要中国大陆和香港配合，中国大陆可以利用独特的香港做更多有意义的改革，还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可以邀请一些香港金融界的人士来大陆介绍经验和任职等都是很好的方式。

　　记者：那您估计中国的金融改革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AndrewClark：大概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大概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金融运行体系，我想大概需要10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对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

　　(AndrewClark，路透社LIPPER基金分析公司美国高级分析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资本的流动、投资组合要平衡、固定收益基金和美国债券等。最近主要研究中国的资本流动。是《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等国际财经媒体的财经专栏作家。)

　　FDI的前景和建议路透社Lipper公司美国分析师AndrewClark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上个世纪90年代，FDI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加，并且成为了他们资本净流入的大部分。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狂潮是通过兼并和参股来实现的，在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带来了大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受到重创的银行和企业资产正在出售。此外，与传统的和出口相联系的寻求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的FDI投资制造企业的方式相比， 90年代的FDI是在很多国家同时寻找可以快速渔利的机会，而且主要投资在服务领域。当FDI投资一个国家时，有以下的基本因素要考虑：市场的广度和增长前景，这对于FDI来说是最重要的条件，尤其是FDI投资发展中国家狂潮由廉价的劳动力转向投资服务领域之后，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工资的调整，而不是劳动力的价格将驱动寻找效率的投资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出口的平台。基础设施总是受到批评，发展中国家需要为大量的FDI做好相应的基础设施构造，同时还要面对投资者的质疑和批评。除了上述三个条件，税费的减免不再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合理的减免也是FDI 所追求的。此外，有以下的因素来决定FDI在一个新的投资国家是否投资和是否进一步扩大投资。在东道主国家，对外资的态度是FDI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政治环境，比如说可以保证财产和个人生命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条件。腐败和过度的管理对投资预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投资体制和商业环境是生死攸关的，它包括：商业信用体系、税收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办事效率和态度。国际金融业最近的各种危机使得很多的投资者关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水平。一个可以预期的法律体系将有利于净化投资环境和提高投资的效率，也有利于保持对外资的持久稳定的吸引力。为了吸引FDI和管理金融风险，发展中国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很多母公司愿意有效利用证券和公司债券来鼓励子公司维持自我生存，有效的利用当地的金融市场进行扩张。对于这些公司来说，FDI是通过把赚取的利润再次投放给当地市场来实现的，这比依赖当地的证券市场和贷款更有效和更容易得到所在国的欢迎。全球银行提供的跨国贷款中，为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的额度正在减少。当然，发展中国家也还欢迎这种融资方式。然而，考虑到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融资能力有限，有时候也用银行借贷来代替资本市场的融资。一般来说，FDI不愿意这样做。在资本市场上，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已经形成了金融市场和金融二级市场等多层次的市场体系，这助长了FDI狂潮的发展。打碎这样的产业链将影响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和速度。 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带有一种地域和部门集中的趋势： 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容易受市场扩展性投资的驱使，这类投资主要投向拥有广大市场以及良好增长前景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加入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区域贸易一体化方案(该方案相对其他而言可增加区域需求以及潜在的市场容量)将有可能提高这些国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拥有诱人的高生产率的国家(如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将受到追求效率性投资的青睐。正如纺织品服装业的自由化一样，这一趋势还将可能加速。投资于石油提炼行业的投资者强调：投资决策主要受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影响，他们认为FDI在拉丁美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相反，投资于其他部门(尤其是银行业以及公用服务业)的投资者则强调在危机性事件扩大化以前潜伏的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风险。这部分投资者打算减少对拉丁美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关于投资地区的问题上，许多公司注意到亚洲将再次成为投资选择的主流区域，至少最近这段时间对于 FDI来说是最主要的地域。

　　在亚洲，中国将保持吸引FDI的主导地域的位置，因为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增长、良好的增长预期和持续的竞争性增强。而且，WTO的成员身份将为新的投资提供更广阔的前景。很多投资者正在把大量的投资转移到中国。印度，有着一个大的市场以及教育良好的讲英语的劳动力，将继续在包括科技等部门吸引FDI。但是更多的海外FDI 由于恶劣的商业环境而望而却步。尤其是，如前所述，我们希望：在亚洲中期可能会由在中国的投资占主导。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对于有着全球视点的投者来说，尽管存在当前投资收益性的变动，中国在新的FDI列表仍占据首位。由于国内市场的大小以及强的增长和成本竞争性的原因，很多外国公司正投身于新的投资中并且将他们的生产基地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到中国。这个发展受到关于中国政策的稳定改善和加入WTO这个稳定支柱的广泛支撑。另外，在中国未开发地区的投资，因地方所有资产的私有化得到发展动力，尤其是在服务行业的投资者，特别是电信业的零售商。到中国的投资者也注意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手机用户(2亿)，而且用户数量可望在未来的几年里还会有一个可观的增长。基础设施行业也向投资者呈现出众多的机会。区别于有利于大量的FDI流向中国的正面特征，投资者特别表明了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的严重担忧。在类似于能源这样的资本密集的行业，一些投资者也表明资本成本问题是在中国投资的一个很大限制，因为不能筹集到地方廉价资本。然而，投资者广泛认为，一般来说政府所推动的改革正在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