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浙江省民间资本的“盘子”已达5000亿元，其中有3500亿元因体制性障碍———缺乏市场准入通道而不得不滞留银行。这些天，如何让这笔巨额民间资本从“休眠态”转为“市场态”，已成为该省工商界人士、民营业主、部分政协委员及政府官员热烈讨论的话题。

　　随着讨论的进行，该省工商业联合会又披露出一个原本只做不说的“新秘密”：自去年以来，浙江各地工商联纷纷组建由民间资本独资或由民间资本控股、少量政府资金入股(主要是为了打政策的“擦边球”)的民营担保公司，以缓解个体私营企业融资难的突出矛盾。迄今，全省已有18家“民字号”的担保公司受理担保业务。

　　经笔者向所在城市金融监管部门查询，政府现行的金融监管政策尚不允许民营担保公司直接开展业务。很显然，浙江的“民间担保”具有“违规”之嫌。

　　自进入“开放”年代以来，浙江省发展民营经济一直敢“闯”敢“冒”。但此回所踩的毕竟是根“高压线”———金融市场在国内尚属高度敏感区域。怎么看待这件事？它是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是扰乱了金融市场？

　　先看如下事实：杭州惠民担保有限公司由11位个体股东投入资本金990万元注册，今年2月份起开展业务。到9月底共8个月时间里，做成保单29笔计4450万元，21家民营企业受惠，到期的1500万元担保贷款，悉数由银行收回了全部本金加利息，没有一位受保法人不守信誉。运作实践表明，担保公司赚了保费、银行得了利息、企业缓解了资金短缺、政府增加了税收———“四方”皆大欢喜。

　　再往大处看，全省18家民营担保公司，同期承担担保贷款总额近2亿元，同样没有出现恶意赖账的事例。而反观这些年国有银行贷给国企的资金，“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倒数不胜数。可见，在市场经济的理念不断深入民间的今天，民企远比国企要看重商誉。

　　据介绍，民间资本用于投资贷款担保，在国内尚局限于深圳等个别城市的“半公开”试验阶段。浙江各地的有关部门虽比较“开明”，但毕竟手中缺乏“尚方宝剑”，在审批时格外“小心谨慎”。举个例子，来自温州市的民间“资本家”黄靖日前在杭州开办了一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科技风险投资的担保业务。公司申请注册时，黄要求一次性投入5000万元注册资本金，有关部门为“稳妥”起见，一开始规定“注册资本金太大暂不能注册”，后经多方周旋，只好以3000万元资本金注册。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浙江民间投资人的确拥有实力，民间资本具有无孔不入的“钻”劲；另一方面也证明，现行的投融资政策切切实实限制着民间资本的投融资热情。

　　计划经济不需要担保，担保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前些年，由于社会担保业的空白，国企之间不得不相互担保，直到“三角债”剪不断理还乱，政府只好拍胸脯直接充当“担保人”。结果，许多地方政府“债务缠身”，市长、县长们一次次走上“被告席”———遭致政府信誉扫地。《担保法》实施后，政府“担保”为法律所禁止。虽然政府“担保”现象仍没有绝迹，但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学“乖”了———一般不买政府“担保”的账。如此一来，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担保出现了“真空”。而另一方面，发展势头持续看好的大批民营企业因缺乏资金错失商机，银行虽有贷款额度却顾忌信用成本一概惜贷。所有这些特定时期出现的特定现象，客观上为民营担保公司的“破土”提供了“气候”条件和市场空间。

　　当然，金融担保业所具有的特殊风险性决定其必须要有相应的“行规”和严格的市场准入审核。就说浙江的“民间担保”，其运作肯定也是不够规范的。但是，“风险”不足以成为决策部门消极限制的理由。一味“禁”和“堵”，不如改成“放”和“疏”。

　　浙江省民间投资人对政府尽快制定相关法规，为民间担保发放“身份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借贷担保和风险投资担保领域寄予厚望。他们算账说，仅以浙江一省计，3500亿元的“休眠”民资若有10%进入担保市场，就是350个亿。假如它每年周转4次，银行就可放贷1000亿元以上。如此激活资本市场、创造就业机会的好事，决策机构还犹豫什么？！(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