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是为了迎接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2000年,对中国汽车业来说,都是为了告别的年代。
驶出20世纪,跨进21世纪,是时间的告别;
打开国门,加入期待已久的WTO,是环境的告别;
完成“九五”计划,开始“十五”规划,是历史任务的告别;
远离计划经济,奔向市场经济,是机制的告别。
告别,是为了迎接。中国汽车要迎接什么?全球化、知识经济、技术革命、西部大开发、实现小康,一句话,迎接时代的挑战。
中国汽车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观念迎接挑战?是跃进市场大潮中,在挤压拷打、战战兢兢中奋发进取?
还是维持计划经济观念,多方寻求保护?
WTO快要降临了,人们都替中国汽车业着急,而汽车企业却没有应对“入世”的策略。为什么?企业说:政府不会不管汽车,保护不会消失。国外汽车进入中国需要“配额”,“入世”后“配额”会增加,但不会全放开;2006年以后,还可以寻找新的保护措施,此其一;其二,如果有竞争压力,也是与国外公司共同承受。因为中国有竞争力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合资企业。
这论调不能不让人忧虑:中国汽车还没有从观念上和计划经济告别,还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管理部门保护。
过度保护耽误发展
中国汽车是在保护的状态下发展的。
中国汽车为何进步慢?
有识之士提出,这与过度保护有密切的关系。过度保护,不仅没有促进中国汽车的增长,反而耽误了它的发展。
人们形容中国各级汽车管理部门像“婆婆”,慈爱但管得宽,总觉得中国汽车幼稚、弱小,不严加保护就不能生存,遂用高关税和进口许可证,把中国和世界隔绝起来。在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中,中国汽车企业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对婆婆的依靠也心安理得。随着开放的力度增大、市场化成分增多,企业碰到问题,不是向市场求对策,杀出道路,而是向婆婆们求情,要政策、要优待。
由于保护,中国汽车缺乏真正到位的竞争,在80年代遇到的老大难问题,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依旧“老大难”:
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依然严重,散、乱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性改变。谁能生产轿车,谁不能生产轿车,应该由市场说了算,优胜劣汰,在竞争中形成生产能力。但汽车管理部门却搞“终身制”,设立“三大三小两微”,即使是“扶不起的刘阿斗”,也要保护它,不允许有本事的上,结果是:越保护,越散乱。一些不服气的企业通过省市的越权审批,上轿车、轻型车项目,致使轿车厂家数量迅速膨胀,到21世纪初,将达25家以上。这样的生产规模,无疑使有限的资金、市场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为汽车工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困难。但是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呢?假如,管理部门不实行保护政策,让各厂家在市场真刀真枪地厮杀,结局还会是这样吗?
产品开发能力依旧弱。
由于开发承担着一定的风险,也由于不需要开发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企业很少考虑引进吸收和开发,国外汽车公司每年的技术开发费约占年销售额的3%—5%,数额高达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而我国企业这一比例不到2%,数额与国外差距更大。低投入,使中国汽车开发水平依旧低下,没有完整的开发体系,没有出色的人才,也没有积累数据。
新世纪需新观念
有经济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做事逼迫始。”意思是:效率来自“逼迫”。“逼迫”不同,效果也不同。对企业来说,自我逼迫最不可信赖(在中国,有哪家汽车企业觉得利润太高而主动降价的),社会舆论的逼迫也起不了大作用(君不见,虽然媒体喋喋不休地要求汽车降价,但厂家不还是不降吗),最有效的逼迫来自市场竞争。因为,有了竞争,就有了压力,就有了发展的动力。
面对新世纪,中国汽车业必须改变观念,管理部门不能越权代庖,任意保护,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生产部门不要依靠管理部门,多在市场里折腾,真正让汽车驶进市场经济轨道,只有这样才有希望。
一些企业以这种论调要求政府保护:市场经济功能虽然比宏观调控有效,但太无情,它带来巨额投资的浪费、企业的“关停并转”、职工下岗或失业等经济惩罚,将造成社会不稳。这一说法看似有理,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用宏观调控汽车发展,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市场调节虽然需要付出代价,但它能带来合理的产业结构。真正的市场竞争将会造就一个强大的中国汽车工业。
一些专家也耐人寻味地指出,加入WTO,首先面临挑战的是管理部门。管理部门需要在观念、职能和管理方式上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不能习惯于用行政办法代替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决策。对汽车行业来说,就是要调整管理方式,改变生产企业、行业组织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近日也语重心长地告诫企业:加入世贸,我国汽车将不再是政府能够随意保护的产业,将要面临国际汽车业的激烈竞争和严峻的挑战;汽车企业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汽车业呈现的发展趋势,提高市场竞争力。
2000年快要过去了,在这一年里,中国汽车业告别了20世纪,但能否从观念上告别计划经济的老路子,人们拭目以待。(作者/俞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