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的民间投资环境一直比较宽松，今年前3个季度就投了约500个亿。尽管增幅远高于国内同期平均值，预期也被继续看好，但该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亭仍然认为：“地方上虽对推进民间投资不等不靠，敢闯敢冒，但这么一件大事，国家还是要有一把‘尚方宝剑’，尽快出台可操作性措施。”

　　刘先生所言极是。近日，浙江省有关部门经调研测算，全省民间资本的“盘子”已达5000亿元，其中有3500亿元因体制性障碍———缺乏市场准入通道而不得不滞留银行。虽然这个省9个月时间500亿元的民间投资，足以让许多省份的“当家人”嫉妒与羡慕，而深入看，更大量的民间资本仍徘徊于市场之外。如此反差说明，要想真正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市场，凭一省之“规”，还远不能解决问题。

　　相对于若干年来部分国有资产法人的盲目投资，民间的投资人可不是“省油的灯”。决定民间投资行为的前置条件：一看收益预期；二看资金的安全性。基于眼下的市场供求关系、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等综合因素，投资人对短期内不一定盈利大都有心理准备，但对地方政府在吸引投资时所做的种种承诺到时能不能兑现、在多大程度上兑现，则往往心存疑虑。这样的疑虑，几乎成为民间投资人的一块普遍“心病”。

　　举个例子，最近结束的“京港洽谈会”，北京市推出总额达500亿元的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结果，除了“地铁四号线”与港资达成合作意向外，没有其他的“收获”。面对“冷遇”，北京市的官员抱怨：“为鼓励投资，政府作了很大的让步，优惠可以说前所未有。”这话一点没错，可毛病也许恰恰出在这里。

　　在“计划”年代，政府是天然的局部利益冲突的停调人。那会儿，一纸“红头文件”甚至领导人一个电话，就可保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如今是市场经济年代，政府不再是市场的主体。当市场主体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再用行政调控显然是力所不及的。此时，法律、法规才是利益冲突各方的主要“调停人”。仍以北京的“冷遇”为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大、回收期长，仅凭优惠政策来树立民间投资人的心理预期是不够的，因为与法律、法规所具有的刚性相比较，政策的“弹性”———可变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往那种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的“人存政通、人走政息”的现象，谁能保证不再重演？

　　北京出现的“冷遇”，还在于它的普遍性。今年以来，在浙江省，不但国企可为民间资本收购，国有大饭店、国有公益基础设施也允许民间资本买断产权或经营权，可除了有选择地收购国企之外，民间投资人仍持观望态度。

　　讨论经济现象，数字往往比理论更直观。到今年底，国内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已连续3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这个数字不算小，可拿浙江3500亿元的“休眠资本”与之对比，两者才差100个亿。

　　这两个数字也说明，要启动投资，光凭政府单兵突进难有大的作为，惟有改革现有投融资体制才是出路。眼下最迫切的是，制订保护民间投资安全的可操作性法规，再辅之以开放市场准入的目录表和时间表，不信民间资本不“下海”。(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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