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发热被诊断书确认下来，后面罗列出七八种贵得让人窒息的药物，密密麻麻的单价×数量的公式，落实出一个总价：213元。接着是划卡，微小的数字等待着宰割：一次性划掉了医疗帐号里一半的数目。

　　还有人记得起8年前的反差？当时只用7块钱就接受了一次打针治疗，15块钱能挂一天的吊水，尽管也没多少钱，但去医院却比现在要坦然的多。

　　病人在锐减，医疗总体支出却在增加。高峭的医疗供给曲线已经迅速地把人群分割开，工薪底层、下岗工人、蓝领阶层，在面对惨淡的生活基本支出以外，医疗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奢侈。我们必须沉痛地表明，我们对放开公费医疗后的市场走向未作体察，被压制的价格势能突然爆发，形成了嫌贫爱富的格局。问题出在哪儿？药品的批发竞标的问题？国家限制私人进入的问题？还是虚高定价层层加码的问题？都覆盖了一些，但都没有抓到痒处。

　　我经常听到一种内在的解释，叫做“以药养医”，意思是说，中国医生的诊断是不值钱的，必须要靠药物上的利润做补偿。难以置信，说这话的人把这个过程分解的如此机械，又合拢得如此牵强。

　　在我看来，最大的症结就在于医生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我们都有体会，如买鞋子，一般是货比三家，不怕费事的还拉上民间行家来检验，加上退货机制的承诺，尤其在深圳还有见面砍价一半的习惯，种种“谈判追索”权利的保证，使得双方信息交流相对公平和对称，卖家没有处在绝对的优越地位。

　　但医疗市场却是“一边倒”。医生说什么，开什么药，很难轮到患者发表什么异议，很简单，这个市场是绝对的信息控制市场，明明是单纯的感冒，医生可以让你去做脑皮下膜内层X光扫描，除非你的钱袋子空瘪不支持你。这个市场一贯的情形是医生或医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信息同药厂勾结，来瓜分患者的医疗支出。医生和医院是共谋集体里的关键一环，药物市场也许可以通过进入许可、品种分离(处方和非处方药)、竞争求标等方式达到竞争的均衡，但只要医生开出“浪费性的药单”内在的激励存在，只要医生倾向于提取“高价药物”的差价转嫁给患者的动力不变，结果显而易见，患者还是看不起病。

　　如果能够采用承包制(预付制)会怎么样？接受医疗的消费者每年交一笔固定的钱给医院，专门保证基本的医疗服务(如感冒发烧急性肠胃病等)。我不讳言，想法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包容更多的底层人士能够享受初步的医疗服务，而不至于让原本属于为人民保障的医疗成了加速贫困者身体速衰的原因。

　　有人会提出疑问，基本医疗的承包会不会导致医生偏向用低廉又低效药，造成治疗效果的滑坡？我认为，就单个个体的主观感受来说，多付钱与少付钱肯定有区别。但如果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健康产出最大化”，用这个尺度，才能得到一些更宏观更严肃更人性的结论(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区分度几近于无，即是说医疗质量不存在任何下降)。

　　不要忘记“沉默的大多数”，不要忘记我们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健康产出”。当然在这种思路引导下，不排除可能会有更好的办法。（本报记者唐学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