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树铎北京报道 “中国正在试图控制整个卫生体系的费用，这不仅仅对社会保险项目，而且也对其他方面的一些费用产生影响，但目前中国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的红包现象却使政府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因为红包不但数量大，而且极具隐蔽性”。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叶志敏博士在日前举行的一次高层研讨会上这样说。

　　叶志敏说，中国卫生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制定价格政策时不但考虑让医疗使用者能够负担得起，同时也要保证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得到充分的补偿，但却有一个连政府官员也说不清的“红包现象”，而且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面对这种现象，中国政府确实难以确定怎样定价，由于许多细节无法知道，所以也无法分析得过于仔细。

　　叶志敏说，从医疗服务的需求方面来看，一些高科技的诊断在社会保险当中没有被覆盖，受到价格的控制。还有其他的一系列服务，价格没有受到控制，但也没有涵盖在社会保险服务中，如空调、电视、单人间等，还有减少等候时间、选择医生、选择更好的服务等这些因素都没有包括在社会保险范围内。国际经验表明，人们愿意为减少等候时间，为选择医生而另外加一些钱。

　　叶志敏说，从医疗服务的供给方来看，根据中国新的改革计划，将产生三种不同类型的医院，即政府补贴的非营利性医院、政府不再补贴的公立非营利性医院和营利性医院，这三种类型的医院有其相应的价格政策，营利性医院不再受价格的控制，非营利性医院仍然会受到政府的管制。对于政府补助的医院，他们的价格是受到政府补助的价格，但是有些费用是会转移的，你要控制一部分费用，那么费用就会转移到另外一部分去。

　　叶志敏分析说，有些人希望提高医疗机构的劳务费用，但是，价格是否能提高到足以补偿劳务成本呢？是不是真的把劳务费用以及红包这一块隐形收入都能包括进来呢？他认为价格不可能提得那么高，以至于足以包括这些费用，因为病人是支付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价格必然要低于成本。医院对于这种价格低于成本的情况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对政府补助的非赢利医院，它们分解收费，如果人们付不起的话，他们只有降低服务质量，这种情况下当然病人是受害者，受害最大的是没有保险的穷人，因为这部分人既付不起费用，也付不起红包，有些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就会采取这种红包政策，有钱付红包的，他多要一点，稍微穷一点的，他少要一点，如果有人付不起红包，他就不接受你，这对病人是非常不利的；对公立非赢利机构来说，他们专门提供某种服务，但他们对穷人是不会感兴趣的，因为穷人没有钱；对盈利性的医院来说，他们为了赚钱，收费当然是会比较高的。

　　叶志敏认为，政府必须认识到有一个很大的非正式市场存在，这个市场的成本因为是通过红包产生的，所以有多大难以判断。虽然任何政策都很难处理红包现象，但要考虑把红包现象变得透明一些，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整个卫生保健的费用是多少，才能制定出有效率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