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2000·中国西部论坛上，国家公布了一系列西部开发的具体政策措施，给人的感觉是西部开发在政策层面上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有关政策渐趋具体，力度也逐步加大。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小岗村农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在土地承包合同上签字画押，可见当时内在的制度创新要求强烈到了何等地步。创办“杀出一条血路”的经济特区、引进资本主义的外商投资，何尝不是在旧体制内更深入的制度创新？中国的制度创新走过的路是艰难的，而这也正好反衬出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每一次制度创新，都释放出了部分被压制的生产力。

　　西部开发，作为中国21世纪的重要发展战略，制度创新仍然是一切政策设计的核心和根本。西部开发，不能政府扮主角，而要建立市场化基础。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依靠市场力量，形成西部开发必不可少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一言以蔽之：制度创新。

　　目前的人员管理(包括户口、档案、聘用、社会保障等)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创新，不但形成不了人流，还会人气虚弱，人才依然“东南飞”；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不改变，现代企业制度不能建立，市场经济意义上企业的天然权利(如投资权、产品选择权、生产权、定价权、销售权等)被行政权力分段(块)切割据为己有，也不可能形成现代市场状态下的物流；金融制度不创新，市场准入严格限制，竞争被抑制、扭曲甚至消除，资本市场永远不可能成熟；市场体系不创新，部门垄断、地区分割打不破，哪有信息流的基础？

　　西部开发，缺人、缺钱、缺资源；另一方面，似乎又不缺人(一般劳动力不说，西安、成都、重庆、兰州不都是人才密集区？)、不缺钱(西部资金不是还大量沉淀或流出？)、不缺资源(相比东部，西部甚至具有资源优势)。实际上，西部缺的，不是哪一种具体的生产要素，而是制度供给。人的身体、思想，资金的流转、增值，商品的生产、流通，资源的开发、利用，都被封闭、僵化的体制所桎梏，以至于活力渐失。没有充分、足够的制度创新，西部自己的人员、企业、资金生存都成问题，又如何引来沿海的、境外的？

　　国家的财政支持、转移支付是必要的，税收、信贷优惠政策是必要的，这是西部开发重要的启动和辅助手段。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已出台政策中带有制度创新意义的还显不足。服务业的开放“试点”从沿海挪到西部，实际效用略显不足。“扩大”生产企业外贸经营自主权，在外贸经营权3年放开和这些企业出口本就微乎其微的双重背景下，是否算是创新呢？当初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行一步，体现了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方向；依此思路，西部开发也应在制度创新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先走一步。如市场准入的实质性扩大(尤其是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领域)、投资项目审批率先变为登记制、国有企业通过购并出售转让等形式改组改造更大程度上放宽政策等等。很明显，其中的制度创新空间是巨大的。至于如“西部金融市场不成熟所以不能多(早)开放”之类的观点则既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又颠倒了事物的因果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了，封闭的市场是永远不会成熟、规范的，成熟的市场只能在开放竞争中培育。鉴于中国现阶段的特定国情，这种开放正是经济领域最需要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内生的。但对于西部开发来说，毋宁说是外赋的。西部开发，作为国家战略，大政方针在中央，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创新就成了制度供给问题。加强制度供给，就成了国家层面西部开发政策设计的关键。(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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