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减让时下受到了国人的极大关注，人们所以关注它，多半是出于某种担忧。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关税就像一道高高的门槛，可以拒“洋”货于国门之外。可如今中国要入世，到2005年，平均关税将降至10%。那时，门槛低了，“洋”货涌进来，国内企业能否抵挡得住？弄不好，大家的饭碗都难保。既是如此，人们哪有不关心的道理。

　　其实，害怕“洋”货冲击，绝非国人心理脆弱；寻求关税保护，亦非今天才有。早在17世纪，重商主义者就使出了这一招。不过，当时人们害怕的，不是丢掉饭碗，而是黄金流失。征收高关税，为的是少买多卖，敛聚黄金。18世纪末，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关税保护的主张。与重商主义不同，汉密尔顿讲关税保护，目的是要扶持国内的“幼稚产业”。当时，美国的工业，还没有长大成人，无法与英、法等重量级的选手相抗衡。为了给这些“幼稚产业”一个生存的空间，汉密尔顿建议美国实行保护关税。汉密尔顿的政策主张，代表了当时不发达国家的利益。19世纪，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汉密尔顿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对经济强国来说是求之不得，对落后国家就不足可取，落后国家要发展经济，保护关税必不可少。但是，关税保护不是撒胡椒面，而是要有所选择。能够入选的“幼稚产业”，一般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有发展潜力；二是通过短期保护，就能成长起来，这个期限，以30年为界；三是能够以“得”补“失”，得不偿失的，即使将来可以“成熟”，也无缘入选。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不保护，是为了被保护者能够练就一身好本领，去闯荡“江湖”。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都是实施这一政策的成功典范。

　　然而，凡事皆有定数，关税保护一旦用过了头，也会事与愿违。如1984年，巴西颁布了一项法令，目的是想关上进口计算机的大门，以扶持国内刚刚兴起的计算机产业。为了把法令落到实处，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计算机警察”，在公司和学校来回搜查，以打击走私。但8年下来，巴西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国内的计算机公司不仅没有成为巨人，反倒成了受人欺凌的侏儒。传统的产业因未能及时地得到信息技术的“武装”，被甩在了后面。消费者为这一禁令，每年多掏9亿美元。思前想后，巴西政府后悔莫及，于1992年取消了禁令。

　　事实上，关税保护的失败，并非仅此一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保护的结果，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远，真正“发迹”的，只是凤毛麟角。为什么早期的一些国家，关税保护后就变富了，而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是越保护越落后？对此，有人作了一份统计，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1969年的保护关税，是20世纪初尚处于贫穷、而今已经发达的国家的2倍。过高的关税保护，使国内的企业远离了喧嚣的“尘世”，感受不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于是，这些企业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追求创新和求生的本能，也慢慢地退化了。几十年下来，这些企业就成了温室里的豆芽，经不得风雨，见不得阳光，哪里还谈得上国际竞争力。

　　看来，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不保护不行，保护过了头也不行。那么，什么样的保护才恰如其分？理论上，衡量保护的尺度有两个：名义保护率和有效保护率。早些时候，人们用的是名义保护率，名义保护率的大小，与关税的高低一致。比如说，进口一台电视机，价格为100美元，征收20%的从价税后，国内外差价为20美元，名义保护率就是这一差价与国外价格的比值，即20%。若显象管等零部件也需进口，厂家受到的保护程度就要打折扣，海关对显象管征税越多，厂家受保护程度就越低。因此，名义保护率还不能准确地衡量保护程度。1955年，加拿大经济学家巴伯，提出了有效保护的概念，后来人们就用有效保护率来判断。所谓有效保护率，是指某产品征税后附加值的增长率，如征税前，一台电视机价格100美元，购买零部件花去50美元，附加值即为50美元。实行关税保护后，海关对零部件征10%的税，对成品征20%的税，这样，成本为55美元的电视机，就可卖到120美元，厂家获得了65美元的增值，比原先多了15美元，其有效保护率等于15除以50，为30%。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件产品，对其零部件少征税，对成品征高税，可以提高有效保护率。这就是有效保护率的政策含义。

　　但无论是名义保护率还是有效保护率，提供的都仅是一把尺子，关税保护到底定在哪一点上，还没有回答。不过，要求经济学家给出一个定数，也的确有些勉为其难。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市场环境不同，关税的选择也就各不一样。尽管如此，经济学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关税调整必须守住净损失和净收益相等的防线。

　　中国要加入世贸，关税减让是一张门票。如何既顺应关税减让的时代潮流，又给幼稚产业以适当的保护，我们至少有两方面的文章可做。第一，政府承诺关税降至10%，并不是一刀切，而是指平均税率。我们可以在税目的划分、税率的搭配上多动脑筋，把对国内形不成冲击、或市场需求量不大的商品，税率调低，甚至实行零税率；对生产生活必需的，设置低税率；对可能给国内生产带来较大冲击的，征收高税率，并将税目尽可能合并。这样做，可以在降低税率的情况下，减缓冲击。第二，按照有效保护理论，调整关税结构。对需要保护的产业，其生产原料、半成品，在关税减让方面，可以有大动作，而产成品，则暂时设置高税率，以确保较高的有效保护率。对已经成熟的产业，从原料到成品，都应作出大幅减让。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谈关税保护自然多一些，但关税减让是大势所趋，过高的关税保护绝非长远之计。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处于高度保护下的企业，切不可得过且过，尽管“狼”暂时被挡在外面，但迟早我们都得与“狼”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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