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环保始终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吗？事实上，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从许多地方环保局秉承当地党政领导的旨意，对环保问题虚与委蛇，可以看出在工业化发展并未达到一定程度的进程中，人们至少是漠视环保问题的。虽说环境保护早已经定为我国的国策，虽说一些有远见的专家一直在研究如何将环保与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然而直至今天，现实不容乐观。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拐点已经到了吗？

　　环境经济界有这样一个数字，似乎说明发达国家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之后才开始进行环境保护的。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环境质量的恶化与人均收入呈n字形(库兹涅兹曲线)，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又较低增加到较高时，污染指数增加；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污染指数下降，这个转折点(拐点)是人均收入8000美元(1985年币值)。美国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是在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时开始的，而日本是在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时开始的。

　　由于有上述历史，我国在发展中应不应该如发达国家那样重视环境保护便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我国人均收入今天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当年开始环境保护的水平，要求我国对全球环境与今天的发达国家同样负起责任，是否有些过分了呢？尤其是我国正处于一个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状态下，工业化水平至今至多也只是处于近中期的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力群先生在不久前由该中心社会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便列举了现实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看法：有人认为，搞环保，国内无人叫好，只有洋人才鼓鼓掌，目前国内建设还不行，谈何环境保护？发达国家将全球应分配给他的环境资源相当程度的透支了，已经严重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使用空间，却反过来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高速的发展，以便让发达国家在这个既定的秩序里享受舒坦的生活。我国不可能与发达国家保持一致，目前在我国，首先应考虑的是资源短缺问题。

　　这一观点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发达国家理应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更大的努力。不过，回过头来看我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便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经济可否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提前摆在我们面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周宏春先生对记者说，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由于技术进步，污染的严重程度即污染指数的最大值已大幅下降，拐点已经开始提前出现，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已经为大多数国人所认识。

　　周宏春列举了如下数字：我国80年代前期环境破坏的损失约占GNP的6%；生态破坏的损失约为9%-12%；90年代前期约为GNP的2-4%，表明1980--1995年环境破坏的速率低于环境增长率，2000年10月有消息称，我国目前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接近3000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世界银行在1997年计算的我国九十年代中期主要由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约占GNP的7.7%(这一计算被我国学者认为是扩大了)，如果这一结论正确，那么包含水污染在内的九十年代中期总体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将占到GNP的20%。

　　不过，与工业化国家同期相比，我国的环境损失并不是最高的，在工业化国家，1965年日本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国民福利减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这说明技术进步和环境管理已经产生了成效，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环境损失能够做到逐步下降，美国由于执行了环境保护政策，1978年避免的水污染占GNP的1.2%。

　　如何从经济因素看环境污染的恶化？

　　从上可知，离开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将会受到相当的破坏，将不可持续发展，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提前来到我们的面前，反过来，如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呢？

　　周宏春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造成我国当前环境污染恶化的根源，一是“市场失效”，一是“政策失效”。所谓市场失效是指作为资源分配机制本身所具有的缺陷，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包括外部性、公共物品、不确定性以及收益递增等，这些原因使得市场功能失效或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市场失效的领域很多，如垄断和寡头的存在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私人不愿意向外部经济的项目投资，企业不愿意承担外部不经济的成本，市场不能自发地提供发展所需要的产业结构变化，市场不能自发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目标等等。

　　我国对环境保护主要采取强制性的办法，也是市场没有能很好发挥作用的领域。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也就是说生产者的成本自己不承担却由社会承担，给社会造成了得不到赔偿的损失。市场失效导致稀缺资源的市场价格偏离其真实价格，投资者为了获取最大的额外利润不考虑资源环境的成本，造成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生态环境的退化，这是环境污染的经济学根源。我国的草场退化、荒漠化及河流污染均属于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由产权模糊造成的。由于牧场是公共财产，任一个牧民都可以随时到牧场去放牧而无偿使用牧草。由于牧场的面积是一定的，受土壤的肥沃程度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牧草产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随着放牧数量的增加，当被吃掉的牧草量超过其再生能力时就会出现牧草越来越少，即所谓过牧的问题，并最终导致草场退化，甚至出现荒漠化。河流污染也是如此。由于河流是大家的，每一个人都可无偿使用，即使污染和破坏水资源也不用承担责任。由于产权不明确，使我国稀缺性的水资源被严重浪费和污染。

　　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政策失效。虽然政府干预可以纠正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中的市场失效，但政策也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例如，八十年代我国“有水快流”的政策导向是中西部生态环境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受之影响，一些地方的个体、集体矿山一起上，不仅矿产资源的回采率很低，仅20%左右，而且还严重污染了环境。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在未来的中西部开发时加以重视。由于森林的过度砍伐长江上游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下降，水土流失加重，大量泥沙在长江中下游的河道和湖泊中淤积，导致长江的泄洪能力和湖泊调蓄能力明显下降，这是1998年长江全领域洪水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质也经济利益驱使的结果。

　　专家建议运用经济手段和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

　　国际上，原来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一般采取“命令控制”方式，但实践表明在很多场合下收效不佳。因此，近年来很多国家开始转向利用市场机制，采取刺激性的经济政策工具，并作为强制性手段的补充，以促进自然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包括周宏春在内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建议，在环境政策、法律和法规的作用下，通过公共支出、引导社会投资、对环境物品与劳务市场的干预等途径，在污染控制与生态建设等方面配置更多的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完善政策手段

　　应通过刺激机制，如环境税、排污许可证交易和押金一偿还制度，建立健全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税收体系，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应对现行的环境收费政策、排放许可证制度等，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完善这些市场手段。国家计委曾提出要逐步提高排污的收费标准，使之达到甚至超过污染物治理的投入。但如何进行收费标准的调整，至今并没有具可操作的政策出台；同时，是采取收费的形式，还是采取环境税的形式，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认为，应当结合费改税政策的推进，首先实现排污收费的“两条线”；设立专门帐户，实行款专用。将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纳入产品价格，提高污染环境的产品进入市场的“门槛价格”：提高社会公众自觉选择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产品的积极性，通过群众的消费取向和价值取向，发挥市场在产品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有效地运用市场手段和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各种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国家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消费政策、投资政策时要综合考虑环境保护因素。将环境政策与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与能源、土地利用、中小企业成长、高新技术发展、国际贸易、提高国家竞争力、资本市场运作等领域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重视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防止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或“打架”，从而促进我国发展的和谐性。

　　应当通过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观念和行为的转变，一是由对非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为主转向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二是由对生产和消费排泄物的治理，转向对生产原材料的洁净化；三是由线性的“生产一排放”的生产流程设计和控制转向非线性循环再生利用的生态化流程开发：四是由传统的非再生能源与化学、物理相结合的科技开发模式向可再生的能源与生命科学、电子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科技开发模式转变。通过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态势的形成。

　　2.开展科技创新，为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首要需要进行制度创新。这里的制度创新不是某一方面的制度而是整个制度体系的创新。通过制度建设，制定新的游戏规则、组织和法律保证体系，激励新技术、新经济、新产业、新生活方式的形成。通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联合攻关，形成环境保护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

　　技术进步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极为重要。从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公害，到亚洲各国在快速发展阶段的环境污染，说明目前世界上还缺乏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技术。应将环境保护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带有全局性、方向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作为研究重点。例如，加强与人体健康直接有关的问题研究，减少化学农药在粮食、茶叶上的残留；开发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减少污染对人民健康的损害。从工业生产的源头上解决污染物的来源问题，推广使用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同时，应解决环境污染的欠帐，研制和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实用的成套技术，特别是要重点安排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治理、燃煤除尘脱硫、汽车尾气控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等重大关键技术的开发。应适应环境外交的需要，研究全球环境问题，如温室气体减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清洁能源的研发，减少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排放等。

　　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目前，我国大型环保设备以进回为主，需要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开发生产具有自主产权的大型设备和装备，加快有关设备国产化的步伐，逐渐增加这些产品的出口，提高其在外贸中的份额。特别是需要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通过国际合作开展共同研究，提高环境保护的技术水平和支撑能力。

　　3.拓宽融资渠道，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

　　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是实现我国环境质量根本改善的重要保证。从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投入看，一般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而我国的环境保护投入相对不足。因此，应拓宽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切实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通过政府投资、财政贴息、优惠贷款等途径，引导民间投资、建立生态环境基金、发行建设债券、税收转移支付及优惠的外资政策等，募集资金用于生态工程、环境综合治理、“一退三还”等重大项目的实施。

　　“十五”期间，我国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省份必须达到1%以上，有条件的省份要达到1.5%以上。要制定有关的政策，在提高对环境保护投资的同时，确保其真正用到环境保护上，真正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4.强化管理，加大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

　　从发展趋势看，环境管理的职能向基层和全球两个方向发展，前者反映在局部性环境问题的处理上，地方将起到更多的作用，后者表明一些全局性的环境问题，如气球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等，需要全球的协调和统一行动。

　　要始终如一地进行环境保护的执法，必须有一支稳定的执法队伍。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大家都可以使用；如果没有监督，企业将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追求额外利润。因此，加强环境保护的监管是政府的作用和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借鉴国际经验，组建环境保护的中央直派机构，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的弊端，减少环境保护经费被“非法”使用到其它地方的现象。美国在全国部署了十个环境保护分支机构，代表国家进行环境保护的执法，有效地避免了环境保护职能的属地化，值得我们借鉴。可在各省环保局，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在各省市区的分支机构现有水环境监测队伍的基础上，按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大片组建区域性环境执法机构，直接向中央负责，分管大气、水等区域性环境问题。

　　5.发挥公众的积极参与和监督作用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公众参与。人的生活离不开环境，如生活用水取之于自然，生态旅游是欣赏环境：每个人多用一点水，积累起来就要多用很多水。如果不注意节约用水，不仅会加大水资源使用量，干净的水流入下水道也成了污水，还要污染环境。因此，应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公益性活动，如拣垃圾、植树，爱护公共卫生等，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捡起“菜蓝子”、循环使用包装物，回收垃圾中有用的东西等。只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

　　应发挥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监督作用，例如企业应公布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情况，并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形成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外部压力。通过信息披露，将贷款及企业的股票上市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同时发挥社区对企业排污行为的监督作用，因为，社区对企业的排污情况最熟悉，最能了解周围环境的污染状况，通过社区，特别是公众的监督，促进企业的达标排放。

　　6.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纳入资源环境核算

　　应开展资源环境的核算，并纳入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将环境成本纳入产品的价格，从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入手，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国民总产值、国内总产值等宏观经济指标对于国家的宏观决策起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这些指标中并未体现环境状况和自然资本的变化。因此，它并没有完全反映国民的综合福利水平和发展的理想程度。只有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才能正确地测度发展的成果，对于政策效果做出正确的评价，并有利于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迄今为止，联合国统计局、联合国环境署、经合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资源研究所、荷兰、挪威、日本、法国等国际组织和国家一些国际组织和学术界都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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